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钱学森不仅以其非凡的学术成就,更因其崇高的爱国情操拨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710研究所科技委主任于景元说:“钱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有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心系祖国,忠于人民,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正是这种强
28岁的钱学森是“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争相邀请的对象,在他面前铺陈着一条平坦光辉的人生道路。可是,他选择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1955年,当钱学森带着妻儿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时,新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从此发轫。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对于钱学森来说,祖国和人民,永远是他选择时的唯一标准。
让戚发韧院士印象深刻的,是钱学森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工作最繁重的时候还抽出时间为学生讲课。1956年10月8日,156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由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这批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庄逢甘院士曾经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说:“钱老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大增加了我们年轻人的信心。”
著作等身之时,钱学森却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心中,结合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不断创新,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天职。晚年的钱学森涉猎广泛,他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还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
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王永志院士回忆说:“在科研中,钱老从不保守、从不满足。他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钱老强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不人云亦云,就是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
在钱学森陈设简单素雅的家中,“人民科学家”的横幅被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本报一位曾和钱学森有过接触的记者回忆说,其实老人并不喜欢“中国航天之父”这个称呼。有一次他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个称呼,钱学森还特意让家人转告他,说中国航空航天的成果来自于党的英明决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称呼他并不合适。也许对于钱学森来说,“人民科学家”才是他最中意的头衔,祖国和人民的认同,才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钱学森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爱国精神将传承千古,激励着我们无畏前行!
(本报北京11月11日凌晨电更多内容见光明网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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