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文化的穿透力

2009-11-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长赋 我有话说

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已降下帷幕，入选的历史剧有京剧《成败萧何》、《北风紧》、《泸水彝山》，晋剧《傅山进京》和满族新城戏《洪皓》等五部。这些作品很好地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代表了近年我国戏剧历史剧创作演出的新水平。

通过塑造一批

生动而富有情感深度的历史人物形象，展示他（她）们的性格丰富性和独特命运的现代意蕴，是这些史剧的共同特点。京剧《成败萧何》表现汉代萧何和韩信的故事。对韩信来说，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本剧之高明在于把“成”与“败”一暗一明加以表现，即萧何的“成”韩信只作为前戏交待，腾出篇幅集中表现“败”韩信的过程。这样简洁、集中乃至吝啬地安排情节和人物，充分体现戏曲的特点，留足时间和空间，给表演有施展的余地。《成败萧何》实际表现的是“败也萧何”部分。萧何帮吕后擒韩信并让其受刑，这是历史真实，是历史事件的重要关节，本剧在尊重这一史实的基础上，对萧何为什么做出这一选择，他与韩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了充分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处置楚将钟离昧是本剧的矛盾发端。萧何劝韩信交出钟离昧；刘邦在萧何的规劝下放过韩信，但也埋伏下对韩信的更大不胜任，于是有了最后与吕后定计，由吕后出面收拾韩信的结局。显然历史上的韩信从来没有谋反以及对刘邦取而代之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在用兵上“多多益善”，而作为政治领袖，天下非刘邦莫属，这是他思想清醒的一面。但他恃才倨傲，恃功而伸手求封则犯了大忌。因为这代表了刘邦属下许多将官的思想，给刚刚取得天下的刘邦带来极大困难。刘邦先削韩信齐王为楚王，又改楚王为淮阴侯，应该说这是刘邦一次次给韩信示禁，而这一次次的示禁反而给韩信增添一层层不平。韩信收留钟离昧因为朋友义气当然只是表面的托词，实际上他在与刘邦斗气。这显然在玩十分危险的游戏，这种游戏如果说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还允许存在的话，那在天下大定，人心思治的时势下就显得荒唐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韩信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当时知刘邦者，首推张良也，但知刘邦又知韩信且兼知时势者，当数萧何。萧何心里的焦急可知。因此戏中设置一场激动人心的场面，萧何在尽力解救韩信，劝说韩信无效之后，劝韩信进宫就刑。韩信终于对自己对时局有了认识。应该说，为了换取社会的安宁，韩信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萧何也牺牲自己的宝贵声名――不得不帮吕后除杀韩信，这是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而容易招惹后人诟病的举措，因为韩信不但是功臣而且是他的相知朋友和同僚。因此萧何的痛苦甚至过于韩信。剧终那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传达了浓浓的人生况味，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物情感和生命精神的重量。

晋剧《傅山进京》与《成败萧何》一样，是以两个主要人物冲突营构情节的戏剧。《傅山进京》表现的是傅山与康熙皇帝的故事。该剧成功地塑造了傅山和康熙这两个历史人物形象。身历明清交替的国人，都有亡大明之哀，而傅山作为一代名儒，与顾炎武辈同，还兼有天下亡儒家文化，亡忠信节义的刻骨铭心之痛。因此他宁死不肯应召，不肯委身清廷。有趣的是历史上文明的命运从来就不断变化。作为“游牧文明”代表的满清，以其生机勃勃、风卷残云的气势吞噬相对成熟但本能已经弱化的“农耕文明”之代表大明王朝后，深厚博大的汉文化又渐渐吸引并开始融化游牧文明。这时的康熙成了顺应时势的杰出帝王。他开始崇尚儒学。他下决心要征召倔强的傅山，既出自个人喜爱和政治需要，也是历史、文化的召唤。因此不管从哪方面说他召傅山都是真心的。而对傅山来说，对方的行为于自己则是精神的背离甚至是羞辱。本剧显然以这一当代意识来观照傅山与康熙的思想行为，同时也令这一对地位悬殊本难以对等的人物的冲突成为势均力敌。剧中有两场戏特别精采。一为“雪天古刹”一场，傅山“依发诊病”，巧妙避过进宫之后，康熙微服来访。两人边打太极拳，边借谈论书法，巧于周旋而又针锋相对。雪天、太极的诗意，演员的优美唱腔都给人回肠荡气的审美感受。另一场当然是最后的高潮戏了。康熙把傅山连床抬进宫中，傅山至死不肯下跪谢恩。两人通过最后的较量，傅山哭明亡于奴性，康熙悟自己不能因尊儒而辱斯文，终于傅山被放回故土，两人达成“和而不同”的共存默契。至此人物的思想、情感也获得升华，观众也从中感受到人与人的相互理解，感受到历史、文化经历碰撞后的自行调整、相互融合和继续发展的风清月朗。

显然，我们已经从以上两个戏的历史人物身上读出当代意识的存在和力量。历史剧要有当代意识是不言而喻的，这要求我们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创作，忽略当代意识的介入；另一种是以现代感的意念出发，强加于历史，对历史任意编造。这两种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割断。严肃的史剧创作应该寻找历史、文化的渗透力，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打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寻找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共有的心理经验和情感内容，包括相近的存在和缺失，让观众借戏剧进入历史世界的同时，也进入当代世界和自我世界，进而呼唤精神和道德的建构。应该说，京剧《北风紧》和满族新城戏《洪皓》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出了很大贡献。

《北风紧》和《洪皓》题材相近，两剧故事都发生在宋金交战年代，而且与《傅山进京》一样，也涉及民族关系主题，三个戏的主人公傅山、施宜生和洪皓又都是文人，不同的是后两者又是官员。不过因为个人的特质和境遇不同，人物内涵还是差异极大。洪皓曾镇守楚州，大败金兵，受命出使金国后，本希望迎回徽、钦二帝，但仇者想害他，慕其文名的陈王想逼他投降，以效命于金国。洪皓宁死不屈，不但坚守气节，而且在异国传播儒学。这个戏巧妙地利用洪皓和陈王、金哥夫人等人物关系，营建出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最后一场，洪皓誓死南归以及金哥夫人以死相护的情景催人泪下。《北风紧》表现的是施宜生的故事，相比于洪皓，施于史书中的记载更少。金史说他是福建邵武人，宋政和间，曾授小官，因获罪北上投金，受到礼遇，官拜尚书。后出使南宋，向南宋报警，事发而被金主处死。本剧虚构施娶了金国大将军的女儿完颜标艳并生下孩子，这样加剧了他既不负北国，又不负南朝的两难；在情节上依据“报警”这一史实基础，加以虚构和想象。剧中的施宜生目睹战乱给两国百姓带来的苦难，其视野已经超越宋和金任何一个民族。因此他反战主和，希望让百姓休养生息。当他受命出使宋国议和，发现自己的南人身份与议和使命只是被用来掩盖金兵攻宋的阴谋时，他以“北风紧”隐语向宋报警；而当宋兵有备，金兵惨败，面对自己的丈人和十万金兵葬身沙场，他不得不以死谢罪。他的死是对民族和好的呼唤，体现了古代文人以天下民生为本的理想、信念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当然我们理解施宜生形象的现实意义还不应停留在这个层面。“隐语报警”和“以死谢罪”既是施的两次背叛，也是两次皈依。前者是对金国的背叛，但一个受中原文化和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不能不回报生他养他的故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故国衣冠在战火中湮灭，“报警”实际上也是漂泊者的文化回归和认同。后者从表面看是对金国的忠诚和对自己南人身份的背叛，但实际上又是士人舍生取义、知恩图报、勇担责任的体现，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回归。因此他的死唤起我们深深的怜悯。

施宜生、洪皓们在命运抉择的煎熬中，在异质文化的漂泊间完成了精神和道德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显然是历史和现实都需要的。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提供给当代观众巨大的思想启迪和丰富的审美感受，展示了深厚的现代意蕴。

这种对历史、文化穿透力的寻找，以特定历史来象征和解释当代主题的努力，也明显体现在京剧《泸水彝山》中。《泸水彝山》表现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戏从第四次擒孟获开始，最后诸葛亮不得不用计火烧藤甲兵，七擒孟获。其时，他哭祭于彝山之下，恨自己不能避免这场恶战给双方带来的灾难。这一发出内心的举动深深打动剧中的孟获，也给当代观众巨大的心灵震撼。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泸水彝山》代表了这次入选的历史剧在艺术性和观赏性上的普遍提高,体现这些戏的形式多样。她以张扬京剧的“唱做念打”这一最朴素也最具戏曲本体的手段来展示舞台艺术魅力，打动广大观众。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台戏里的人物和行当，生活和程式被自然而妥贴地融为一体。应该说这是京剧艺术继承和发展中的收获，也是本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可喜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