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和反对党领导人图恩布尔分别在联邦议会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作出道歉。陆克文表示，“你们从此将成为‘被记住的澳大利亚人’”。图恩布尔也表示，“我们尊敬你们，相信你们，爱护你们”。然而，近千人的会场在片时的欢呼之后，很快又陷入了沉寂，呜咽啜泣声四起，有人大喊要赔偿，
一辈子的等待
“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是当年澳政府快速增加人口政策的直接产物，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共有近50万儿童从英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被带到”澳洲，他们被作为“孤儿”送进了澳各地政府和教会的慈善机构、孤儿院或者寄养家庭，尽管他们大多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在那里，这些“孤儿们”受到了非人道的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以及性侵犯，被迫作苦工，有的更被用来作为研制药品的试验对象。墨尔本大学副校长戴维斯11月18日在向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承认，该校的研究人员曾使用这些“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做药品试验，这种实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然而，他们的遭遇却一直没有人相信。现年56岁的克里斯汀说，她2岁时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也曾逃跑过，但每次警察都把她“拖”回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她所说的事情。15岁那年，克里斯汀在寄养学校里生下了一个男孩肯内斯，但这个男孩在11岁时死在一家慈善机构里。多年来，这些“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只能含羞忍辱，甚至无法向他们的子女解释当时的遭遇。现年53岁的嘉丽勒・肖特说,“我现在只能这样向我们的孩子们解释：在阅读《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特维斯特的故事时，去掉其中的所有音乐和欢快的因素，那就是当时的情景。”不少人因看不到希望和精神压抑而沉沦，吸毒酗酒，得了精神病被关进精神病院，有的更走上了自杀等不归路。就在陆克文总理正式作出道歉前几天，一位为“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运动进行了数十年斗争的人，最终选择了含恨而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早在2004年，澳联邦参议院就颁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详细陈述了这些人的不幸遭遇，并建议政府作出道歉。但时至今日，这些不幸的人才听到“对不起”。听着“道歉”的声明，维多利亚州的布丽安・麦克纳尔百感交集。她感慨地说，“我们终于被相信了。”麦克纳尔现年67岁，持续的虐待和性侵犯一度使她想过自杀。曾在维多利亚州一个孤儿院生活了10年的哥尔丁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说，“在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流泪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55岁的幸存者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认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的事”。
令人发指的“关爱”
当这些儿童移民被带到澳洲时，他们曾经是带着新生的希望，尽管他们的许多家人并不知晓，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还没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孤儿”，将生活在慈善机构、教会救济所或者寄养家庭。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等待着他们的“新生活”和“关爱”却是他们年幼的心灵所始料未及的。
“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联盟负责人卡罗琳・卡罗尔在她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14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进了比杜拉的儿童之家。我的档案上说，我有一个13岁的哥哥和一个7岁的姐姐，他们已经被送进了威斯特米德的男生之家和布鲁克林孤儿院。我在科夫斯港的第一个收养家庭中生活的头两年，没有任何快乐可言。收养的父母几乎天天酗酒，非常凶，他们甚至拿着刀相互打斗。要是在晚上，我只能蜷缩在自己的床上，而要是白天，我只能躲得远远的。在这段时间里，挨打是家常便饭，有时还要被送进院里的小棚子。那儿布满了蜘蛛网，老鼠满处跑，有时我吓得尿了床，于是又要挨打。我不记得曾经被拥抱过，或者被爱过。我在这家呆了7年，然后又回到比杜拉。后来又去了里格的一个收养家庭，在那儿呆了9个月。期间来了一个比我小的，很受收养父母的喜爱，于是我又被送回比杜拉……后来我又被换到林伍德孤儿院，那儿管事的叫达芙妮・戴维斯。她经常打骂我们，拉扯我们的头发，生气时更是将我们臭骂一顿，从来不叫我们的名字，不是骂我们是婊子、骚货，就是叫我们的代号。”
嘉丽勒・肖特回忆说，在她生活的孤儿院，生病的孩子将被勒死，而如果尿床，受到的惩罚更残酷。她说，他们每天早晨都来检查，尿床的会被叫到前面。那些人端来装满滚烫开水的盆，让他们站在里面；有的女孩子则被刮脸，直到血流不止。在非人道的处罚中，还包括将女孩子关进地下室，像喂动物一样，将食物扔给她们。圣诞礼物在4小时后必须归还，放进盒子里；就连孩子们度假时的“假期父母”送的礼物，也将立即被没收。
加利因不能和自己的兄弟们在一起而感到沮丧，早在6岁时就想过轻生。他是在一个严冬的夜晚被从火车站带走的。他被关进了一辆大卡车，坐到指定的一个位子上，也从此这个号码就代替了他的名字。罗宾和居代是兄弟俩，他们的母亲在他们5岁时就离家出走了，于是他们被寄养到一个教会之家。在那儿，他们经常遭受皮带和竹条的鞭打，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居住在昆士兰的古斯是20世纪50年代被从爱尔兰带到澳洲的，那时他才四五岁。他遭遇的体罚和性侵犯持续了10多年。皮帕・科帕特8岁时被和她的弟弟和妹妹一起送进了邦迪的一个孤儿院里。当时她的弟弟才2个月大，单独被放在一个小床上，从来没有人抱过他。皮帕要求去看看她的弟弟，不仅未被允许，更被用绳子捆了起来。
在悉尼的国家孤儿院博物馆展示着彼得・希克斯的一只箱子。他带着这只箱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在一个好心的夫妇家中生活了一年，也有幸躲过了一年的虐待。彼得不仅失去了其父母，也与他的兄弟们失去了联系。彼得努力寻找爱和关怀。他写信，但只从警方得到了一个简单的回复，说他们不管这类事情。40岁那年，彼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去见一个住在医院的妇女。这个女人就是彼得的母亲，但6个星期后，她死于癌症。在彼得56年的人生中，他只与他的母亲相处了6个星期。
然而，这也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迄今仍没有能与家人取得任何联系。陆克文在道歉声明中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罪恶，那段澳洲历史充满着耻辱。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对那些没有受到合适照顾的人表示反省，他们被告知是孤儿，没有得到他们父母的同意。陆克文说，“我们承认向你们说了谎，向你们父母说了谎，也认识到这种谎言给你们一生带来的痛苦。”
愈合之路漫漫
陆克文在道歉声明中表示，希望道歉对受到虐待的人和澳各级政府都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他并表示，政府将建立一个寻找与联系的服务机构，帮助“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寻找失去的家庭，并继续支持儿童移民基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联盟等组织的努力。澳反对党领导人也表示，那些充满着痛苦回忆的孤儿院和慈善机构将被永远关闭。
然而，正如“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联盟负责人卡罗琳・卡罗尔所指出的，那种没有安全感、没有自尊的感觉“将伴随着你一生”，“再怎么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感觉是不会消失的”。澳前民主党参议员安德鲁・穆雷是“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中的一名幸存者。他是从小被从英国的殖民地罗德西亚带到澳洲的。他说，对许多人来说，道歉是他们希望要得到的一切，但政府应该予以赔偿。他建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赔偿计划。
现年54岁的居丽・布拉德克失去了一个肾，脾脏也因多年的体罚而受损。她说，道歉意味着承认她是一个人，她不要求赔偿，但希望能得到恢复健康方面的治疗。她说，“我们许多人都长期有着健康和精神上的问题。”昆士兰的阿兰・阿拉维已经为“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联盟工作了25年。他说，“道歉使我们不再是隐形人，但斗争仍远没有结束。我对这种道歉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提及有关健康、教育、培训、就业方面的明确信息。”麦克纳尔则表示，希望知道这样的道歉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得到了公正。他说，那些侵犯者要么已经不在人世，要么已经太老了，不会有人因此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听完道歉声明，他失望地瘫坐到椅子上。他说，“我喜欢，但这却使我感到难过。我希望能更进一步，使我们得到某种正义。钱不会对我们任何人有任何帮助。”
现年71岁的弗兰克・哥尔丁曾做过历史教师，他2岁时就被送进了一个慈善机构。他说,他个人并不想得到经济上的赔偿，但认为有些幸存者应该得到经济补偿。自由党议员史蒂文・艾伦斯是一名“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他说，“道歉对许多人来说是个新的开始，赔偿是政府未来应处理的一件事。”澳绿党领导人布朗也表示，应给予那些受到错误对待的人以赔偿。
悲剧会重演吗？
旧的悲剧或许正在走向结束，但新的不幸会否重演？随着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的道歉落下帷幕，一场关于那些在家中受到虐待的儿童是否应被带走而置于政府保护之下的争论展开了。据此间报道，目前澳仍有3万多儿童因各种因素而生活在政府的保护之下，他们有的在社区服务部，有的则被寄养在别人的家中。有关数字显示，近年来，需要被保护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多，仅2008年18岁以下被保护的儿童人数就增加了37%。
澳儿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图希表示，澳采取的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措施依然不足，有的社区仍否认存在儿童受虐待的问题。新南威尔士州社区服务部也向检察官抱怨，保护儿童的资金没有增加，但虐待儿童的事件却大幅上升，使调查费用相对减少。
陆克文总理表示，政府将加强检查，确保减少虐待事件的发生。他呼吁澳人以道歉为契机实现改变。联邦家庭事务部长詹妮・迈克林11月17日也表示，政府将作出更多努力，确保需要保护的孩子得到照顾。她说，政府正在制定有史以来的首个法规，以确定在什么状态下，儿童不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1950年10月6日，一对10岁的双胞胎兄弟准备离开伦敦前往新西兰。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安慰一位“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
英国首相布朗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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