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
工业社会映衬出昔日乡村农耕时代的宁静与祥和,一大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在“镰刀”的光影和“麦子”的锋芒中呈现出集体“还乡”的态势,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新的理想主义光辉。于是乡土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新获得了发展的良好土壤,很多评论者肯定了这类诗歌作品是诗人对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行进,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将在中国大地上奔流了几千年的纯朴情思撕扯成叫人心痛的碎片。那些曾经寄予了诗人无限理想和愁思的土地、家园甚或村庄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遥不可及。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似乎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在贫穷而寂寞的乡村,很多青少年曾对城市的高楼和丰富的物质产生了图腾般的慕拜,而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考学进入城市之后,却又将自我连同最初抱守的精神源泉迷失在茫茫的建筑森林中。当物质文明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时,它迅速侵占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并挤压着人的精神空间,在物质的诱惑或胁迫下,来自乡村的年轻人除了整天劳碌奔波外,几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情去思考生命本身的存在意义。在城市的灯红与酒绿间,在高楼与拥挤的人群中,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压抑“将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这些来自乡村的诗人只能让自己的灵魂行走在“还乡”的路上。于是“麦子”、“镰刀”、“高粱”等频繁地出现在60后诗人作品中,展示出他们特殊的乡村经验。前工业时代的土地被定格成难以复现却又挥之不去的农耕盛典图景,盘绕在这代作家的心里并让他们不自觉地产生了“还乡”的诉求。
很多60后诗人关于乡村的写作主要集中体现为对“村庄”的吟唱。“村庄”是留下诗人美好生活记忆的地方,是那个让诗人在城市生活的节奏下陷于疲惫后想到的宁静居所,也是诗人在喧嚣的尘世中唯一可以坚守的心灵家园。古今中外的很多诗人都在作品中勾画过理想的栖居地,比如海德格尔急于返还的乡村建立在“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斜坡上”,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篇里的“南山”等。虽然60后诗人笔下的村庄不及海德格尔和陶潜所描绘的“乡村”那么静谧,远离尘嚣而又诗意盎然,但在诗人的情感深处,它们无一例外地背负着相同质地的情感。60后诗人热爱那片洋溢着泥土芬芳和麦穗香气的村庄,那是他们“生命中永恒的星光”。
很多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将对城市的向往化为不屈的命运抗争,通过多季的耕耘劳作终于挤上了开往都市的列车,村庄在他的视线内渐行渐远而乡村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村庄是这代人的出生地,他们把自己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乃至少年时代特有的理想情怀倾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关于生命、灵魂和情感的主题都死结一样地和村庄捆绑在一起。因此,“村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名词,而是诗人思想的发源地和生长点,是诗人赖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唯一精神支撑力。当诗人来到他付出万分艰辛才得以抵达的城市后,发现城市的一切都陌生得超越现实的常态,高高的楼房和长长的街道阻隔了诗人与思想的供血,在城市耀眼的灯光下他们不禁怀念起村庄迷人的星空。诗人成了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精神游子,乡村和城市都是赋予他们作品魅力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诗人穿梭在城市林立的高楼中时其灵魂一定盘旋在村庄的上空,他们对都市生活的厌烦与他难以割舍的村庄情节密不可分。来自乡村的人们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离开了避风塘一样的村庄,四散在各个城市里跟着公共汽车飞速转动着,异乡人的身份加重了他们漂泊流浪的情感体认,也使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总会透过闪烁的霓虹想起遥远而祥和的村庄。因此,诗人带着既定的村庄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情感判断在都市滚滚的红尘中遭遇了心理的挫败,都市的物质生存压力和没有根性的精神世界让诗人有了“还乡”的意向。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60后诗人关于乡村的诗歌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乡土诗或所谓的新乡土诗,其最终的指归不仅是要缔造前工业时代的乡村晚景,赞美朴素而真实的乡村人文精神,也不仅是要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普适性关怀,更重要的是要诗意地呈现上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在农村而后辗转到城市打拼的几代人的思想历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乡土诗歌都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行走在“还乡”的路上,“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很多来自乡村的诗人或者居住在某座城市的他乡者实际上从内心深处来讲都具有浓厚的乡村情结,“村庄”是与生俱来的且难以摆脱的生死相依之物,是城市候鸟人群流落他乡时不需要想起也从不会忘记的精神故乡。因此,“村庄”作为这代人作品中的一个隐喻,包含的绝非地理层面的分布在大地上的农人集聚地,更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沉重,以及由此生发的关于生命的存在之思。(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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