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还不多，使许多学者深感焦虑。原因究竟何在？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巴耐特编写的《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以下简
科研工作者的地位和声望，应该与他在学术创新方面的贡献相一致。而今日中国学术界创新的成果还不多，与未能充分体现上述两者间的联系有关。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现象。
客观、公正地判断和评价学者的研究成果，维护学者的“科学发现优先权”，是学术创新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这个工作，通常由同行专家，尤其是由那些对本学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来做，因为他们熟悉和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情况。诺贝尔经济学奖，给谁不给谁，由经济学大师一锤定音。同行专家的意见有时可能受门户之见等影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只要整个社会均以学术的贡献确定学术的地位，则个人的局限影响就会降到较低的水平。《对话》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始终保持了A+的优秀成绩，并写出了该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论文,但他却未能被留校任教。可在同行评价机制的作用下，麻省理工学院给萨缪尔森颁发了任教聘书。
反观我国，学者地位高下、名声大小的排列，有时并非严格按照学术贡献，而是掺杂了一些学术之外的特别是行政的因素和背景。不可否认，许多学术权威人士即使出任某种行政职务后，仍然尽力恪守学者本分。但也有学术权威人士虽然过去曾有所贡献，但因远离科研第一线而每天忙于行政事务，学术创新能力退步，其学术判断能力也大大下降。另一些所谓的权威，原本就在学术事业方面乏善可陈。在这些情况下，对某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意义、某个科研人员是否具备创新能力，产生一些错判和误评现象时有发生。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还往往用官本位的高低来确定和衡量科研人员的学术能力。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不愿在学术创新方面下大气力，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以外的“官位”和“经营”上。结果，看着我们的科研队伍继续壮大，可科研能力却未能同步增强。
厉以宁教授在为《对话》撰写的序中指出：“出现的连续性”和“成员的团队性”是衡量学术创新时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确，在一项创新成果出现后，一般都会有人跟进，或在该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或扩展了该项研究的范围,或发现了该项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并作修正。例如，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提出，就带来一系列有关均衡理论的新发展,以及非均衡理论的提出和系统化。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和投资函数理论提出，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学术创新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集体智慧总需要有一个核心。因此，判断一个学科带头人是否杰出，考察在他周围是否聚集了一批助手、学生或追随者，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依据。据《对话》记载，萨缪尔森到麻省理工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所大学就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学前沿的“发动机”。在迪克・塞尔特出任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后，莫迪利安尼、西蒙、卢卡斯、莫顿、卡斯先后到这里工作，并成长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德雷泽在《对话》就说，“1989年,我犯了个错误:放弃指导博士生,我一直很后悔自己这么做。”德雷泽曾在 1968-1989 年20 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20个博士生。这些学生大都成长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并发展了德雷泽的理论。德雷泽感慨道：“我在贝叶斯计量经济学或配给宏观经济模型经验估计等方面的研究,都被我的学生大大扩展了,并通过我们之间的互动得到了丰富。”
在这方面，中国的学术界也有成功的范例。顾颉刚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就被他的学生谭其骧、史念海和侯仁之分别在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和北京大学发扬光大。可今天，在一些地方是认官不认学，以至于博士生报考导师的选择取向的首选，是党政机关在学术机构兼职的官员博导；其次，是在学术机构有职务的学官博导。因为，这两类导师所掌控的资源多，选他们做“老板”，读书时勿须多用功（导师没空管）；毕业后，不愁找工作。
我国学术评价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乐于以西方为准绳。当年，钱锺书在《围城》中讽刺说，在中国的诸多学科中，唯有学中文的人非得到外国不可。因为，其他科目，如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情况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依旧需要时常拿回原产地回炉，甚至出现一种说法，“没有用英语叙述过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因此，许多年轻学人都吃准了一条原理：只要与洋字沾边，就有利于占领学术制高点。这使学界出现了一种趋势：尽量到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尽量争取到西方去开会和讲学。实践证明，西方人的认可，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十分靠谱。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曾按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标准大搞休克疗法，结局很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许多唯洋是举的行为往往也是“功在诗外”，属于那种学术上的“抄近道”，“走小路”，特别是委实弄不懂那些假洋自重的学人的分量，而在许多情况下出现学术笑话。
怎么办呢？其实好多人都讲过：其一，淡化官本位，其二，诸神归位，学术机构要学术化而非行政化，要改变目前“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的现象，将管理严格锁定在服务范围，让真正的学者受到尊重，享有威信。总之，最大限度地使学者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声望与他的学术贡献一致起来。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巴耐特：《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候选者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10 月,49.00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