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济危机的产生机理与应对措施,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历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直至复苏,都伴随着学者们对已有经济理论的反思、争论,有时更会导致理论创新的产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再次受到高度关注,学者们无一例外都会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想到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人们不禁要问:
20世纪20年代,一战后的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而消费、投资和出口上升空间有限,导致大量剩余资本出现,热钱涌入资本市场使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连年创出历史新高。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抑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最终,人们大量抛售股票,股市崩盘,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对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既无法从理论上给出解释,又难以在政策上提供建议。这时,凯恩斯主义脱颖而出,正式向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
凯恩斯提出,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张实施以有效需求理论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干预国家经济。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有三个: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不畅,二是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导致投资不畅,三是流动性偏好导致利率刺激投资不畅。根据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的大部分必须由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填补,也就是说,通过政府投资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并通过乘数效应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需求的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为复苏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尽可能多地支出和尽可能少地征税以刺激经济。
1974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再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美国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理论界的“黄金时代”被迫宣告结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无法解释滞胀现象;2、重视总需求分析,忽视供给分析;3、扩大投资对供给的影响往往大于需求;4、降低实际工资与促进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矛盾;5、税收调节政策难以奏效。
金融危机亦使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凯恩斯主义对我们有没有借鉴参考意义,这取决于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与特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效需求不足。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深层次根源是贫富差距过大,大量具有潜在消费需求却没有实际消费能力的贫困群体“超前消费”或“透支未来”。中国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存在因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矛盾。造成消费乏力的原因除了收入分配机制的问题,还与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此外,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也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需求,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2、产品结构性过剩。我国的二元经济特点使得长期以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改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总供给不断增加,加之粗放型经济模式,产品市场积累了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根据凯恩斯理论,在经济萧条期,消费疲软加剧了企业对未来的悲观预期,私人投资降低,或私人投资数量不足以弥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需要政府公共投资加以弥补。
3、经济结构性失衡。近年来,我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贡献的比例大致为4:4:2的“倒三角”结构,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内需不振、外贸依存度过高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持续存在的弊端,也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这些措施要取得成效尚需时日。面对不断变化的贸易条件,必须把扩内需、保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切实改变“倒三角”形经济结构,使消费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首要引擎。
笔者认为,超越凯恩斯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现实中则应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把握好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的边界。市场和政府都非万能,在新的形势下,政府所要做的首先是把握好规制和市场机制的边界,即哪些领域在何种情况下应实行或强化政府干预,哪些领域在何种情况下应减少政府干预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哪些领域需要“两手抓”才能全面提高经济效率。
2、应对金融危机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我国过去30年的持续增长部分得益于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下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将来自内源性增长,要依靠成本节约基础上的效率提高和内需扩大基础上的结构转变来拉动。
3、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相结合。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仍存在扩大趋势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时期,只有把提高效率摆在首位才能站在更高的物质水平去解决公平问题;而在现今物质已较为丰富的情况下,重视公平就被放到了突出位置,这同时也使促进公平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促进分配公平,除了政府进一步提高调控能力和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以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外,还必须汲取中国文化中丰富的“优质元素”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将公平与效率统一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平衡体系之中。
4、把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有效投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多样化的环境下,依靠出口导向型方式促增长的潜在风险将越来越大,只有将政策着力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才能扩大有效需求,熨平经济波动,最终依靠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总之,任何一套理论的诞生,都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相联系,都不可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完全套用某一理论体系来解释复杂的现实问题,难免显得力不存心。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凯恩斯主义的合理成分,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和经济现状进行综合制度创新,这是治疗“金融流感”和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唯一选择。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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