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状况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当代文学批评的状况常遭人诟病,但近年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却比较兴盛,呈现出批评衰弱而研究强劲的局面。首先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股“历史化思潮”。它强化了学科意识,强调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品格,其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多年
谭学纯:中国文学修辞研究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从宏观的学科背景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影响力的结构性扩散,导致了修辞学与众多相关学科的碰撞。反映在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中,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方面,文学研究进入成果密集区;另一方面,部分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界向文学界突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回顾本土学脉中修辞与文学的共生因子,可以观察到,原本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互相缠绕的文学修辞研究,在中国当代学术走向中走出了两种路线: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研究,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研究,二者的优长蕴含着学科渗融的可能性。学科渗融的文学修辞研究,不是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是生硬链接域外理论,而需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和可操作性。在一个更开阔的学术平台上进行前沿交流,逐步完成同类研究的技术升级。(宁)
丁帆:80年代文学思潮再思考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初,除了一部分投身于廉价的“改革文学”的创作外,更多的“清高”的作家打着“纯文学”的旗号,躲进了工具和技术层面来玩文学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来第一次形成规模的“去政治化”而“工具化”的文学思潮。于是,“躲避崇高”,一批远离人文元素之后钻进了形式主义象牙之塔的先锋小说和先锋戏剧应运而生。同样,此时在理论界崛起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所谓“三论”也是一个怪胎式的形式主义思潮,是文学研究规避人文,躲进形式主义躯壳的无根寻求和浮躁表现。由于它脱离了文学作品对人文的本质分析,这个象牙之塔就像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快就坍塌了。(陵东)
高旭国:无“根”的漂泊载《当代文坛》2009年第6期
“新时期30年文学”最突出的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其根干和主线不在文学之内。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文学的根干和主线是“政治”,80年代下半期文学的根干和主线是“文化”,90年代至今文学的根干和主线是“经济”、“商业”。从最初的对于“政治”的激情,到中期的对于“文化”的迷恋,再到最后的对于物质世界、经济利益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彻底降服,“三段式”的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演变的线索,用一句话概括最为恰当,那就是被社会时代潮流裹挟着一味地“顺流而下”。二是其文化资源的匮乏和断裂。新时期30年文学可以说是起步于文化资源的废墟上。80年代的知识精英试图接续“五四”的启蒙话语,为新时期再造一个“新五四”,为新时期的文学提供一种“新五四”文化资源。但1989年之后,这场“新启蒙”运动戛然而止,90年代以后文学世界里的浮华、空洞、败落的场景,并不一定都是商业化和后现代带来的必然性恶果,文学理想、文学信念的缺失,从根本上说乃是文化理想、文化信念缺失的外部呈现,而由此导致的无“根”的漂泊状态也是无法避免的。(陵)
刘川鄂:文学与民间记忆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民间与民间记忆,已成为近十来年文化、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民间”的概念,体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受挫后知识分子寻找新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努力,但似乎有学术层面上“去政治化”的功效。理由是:一,民间记忆可以丰富历史,但不能取代历史,更不可以取代史家记忆。二,作家不承担打捞民间记忆的任务。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不能在摆脱了官方记忆图说者的角色后,又盲目地在民间记忆中乞灵丹妙药。三,一味认同民间和民间记忆,写野史、写世情民俗、写民间秘史,写风俗展览,缺乏审美价值评判,是当下创作界“民间热”及与之相关的“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中国经验热”存在的带倾向性问题。可见,我们的使命不是打捞,而是审视。(燕)
李遇春:陈忠实小说创作流变论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自从“文革”中公开发表小说以来,直至九十年代初《白鹿原》面世,陈忠实的小说创作经历过三次叙述形态的嬗变:新时期伊始,陈忠实采用的“政治―人格”叙述和“政治―人性”叙述,实际上与早年的革命叙述成规之间似断实连。1982年以后,陈忠实开始新一轮的精神剥离,转向了“社会―个性”和“文化―国民性”两种启蒙叙述形态。而1985年以后,陈忠实终于越过经典的启蒙叙述,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视角的新叙述形态。在继承国民性批判的现代性叙述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探寻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林文)
董之林: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
该文以赵树理和张爱玲小说为分析对象,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讨论从文学传统再度出发的小说发展线索,并且将其概括为眷顾经典与“指向未来”的两重文化向度。具体来说,张爱玲写作的文化向度倾向古典,是向后看的;与此相向,赵树理小说的文化向度指向现实与未来。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文化传统生生不已的历史变迁。(社文)
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全新的时代,作为当代人文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处于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崛起的大国的文化身份、未来道路和文化命运。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现代性创新的关键,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意味着新文化要有自己的精神、身份和立场。文化输出显示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仁者爱人的有宽容精神的中国,是可以和世界各国合作的中国,是强调“三和”(和睦、和谐、和平)的中国。在我看来,让西方尊重差异并欣赏差异是文化输出和对话的关键。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要真正和西方文化对话,关起门来的创新、在镜子中的创新都是不够的。(渤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