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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政党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2009-12-3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我有话说

内容提要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学习。只有搞通思想方法,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方面的具体知识。

毛泽东把解决思想方

法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以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为先导的。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其中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还包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知识。在理论学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学习。只有搞通思想方法,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方面具体知识。思想方法不同,对理论的理解就不同,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就不同,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就不同,实践的结果也就不同。我们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一、重视思想方法是毛泽东为我们开创的一个好传统

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十分重视并且善于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把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之多,内容之丰富和系统,表达形式之简明生动和富有特色,为我们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开创了好传统。这个好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仍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1920年筹备建党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l929年他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并在这一年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写了一节“关于主观主义”,对主观主义的危害和纠正方法作了深刻阐述。1930年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37年他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强调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对割裂这种统一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了深刻批判。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有一节专门讲学习,重点讲要学习马恩列斯“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提出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课题。为了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41年给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诸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当时选编和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之一。1941年和1942年,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对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起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43年,毛泽东代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集中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其“无限循环”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群众路线同认识论统一起来,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58年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1963年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至1965年写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可以说,重视思想方法贯穿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全过程。

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的理论极其丰富、系统,又极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简洁、生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方法论原则,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检验真理;两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抓住中心带动一般,抓好两头带动中间,一切经过试验和试点;要“胸中有数”,自觉走曲折前进的道路:“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学会“弹钢琴”;等等。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方法论角度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方法论的科学体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应当十分珍惜,认真学习、自觉运用,使之成为我们手中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改革开放以来每前进一步都得益于思想方法问题的科学解决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以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为先导并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并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实践中加以坚持。

十年动乱结束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1985年,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可以说,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总结。正是有鉴于此,邓小平总是把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作为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根本途径而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他领导我们深刻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广泛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党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坚持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强调“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邓小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主张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在干中学习,以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超阶段的“左”的错误教训,确认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邓小平批评那种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他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经验和创造,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邓小平提倡“照辩证法办事”,主张“讲两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这些论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基本问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认识问题,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不断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江泽民说,学习理论,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好这个精髓,达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他认为,在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上,有的好些,有的差些,原因固然很多,“从思想方法上看,学习和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通过学习,多掌握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要求。”(《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4页,第625-626页)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江泽民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项工作创新。他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这些论述,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强调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胡锦涛同志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法。他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即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胡锦涛强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这些论述,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鲜明地提到我们面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由我们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所决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问题越是复杂,越是要求我们学会分析;情况越是多变,越是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利益越是多样化,越是要求我们学会统筹兼顾;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要求我们提高领导艺术。我们应当以思想方法的科学化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党的建设科学化。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仍然是当前和今后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只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正确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统一人们的思想,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其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更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它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回答其他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一概括,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立足国情,又要放眼世界;既要坚持已有成果,又要与时俱进;既要代表群众,又要武装群众,把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全部历史经验中最基本的经验,也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这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根本思想武器。坚持真理观上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树立实践的权威:一种理论,一种路线,一种观点,一种思路,一种办法,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作结论”,“让事实来说话”。不管什么本本,中国人写的也好,外国人写的也好;不管什么人说的话,小人物的也好,大人物的也好,都要在实践面前接受检验而后决定取舍,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决不能迷信、盲从。坚持历史观上的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树立生产力的权威: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不管什么主张,什么政策,什么口号,其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都要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凡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都在改革、破除之列。坚持价值观的人民利益标准,就是要树立人民的权威: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拥护,就坚持;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就改正,就反对。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个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历史观、价值观的统一。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和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熟悉国情又了解世界,防止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防止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所谓创新思维,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创造新理论、新业绩,反对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形式主义、无所作为。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反对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极端化、片面性,反对任何形而上学。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评价事物的方法、改变事物的方法,因而也就是我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思想方法。毛泽东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各门具体科学当然都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哲学是更加需要学习的,因为它是普遍管用的东西,根本管用的东西,长期管用的东西。学好哲学,终身受益。这是许多同志的体会。我们不能把学习理解为单纯知识的学习,更不能引导到只是某些技能的学习,而是要十分重视“管总”的学习,哲学的学习,使我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不断得到提高。只有思想方法科学化,才能有科学的认识、科学的决策和科学的实践,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执笔:杨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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