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与国家图书馆的渊源颇深。1971年,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工作四十年的舅父张秀民先生退休回乡,而我也正好被父母送回老家上小学,从那时起,我便听说了北图这一我国最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在故乡的数年中,我常常聆听舅父讲述北图的历史、沿革、人物和掌故,深深感到北图是神圣的学术殿堂,心中也充满
1979年暑假,我到北京游玩,而舅父那时也正好在北京查阅资料,为撰写《中国印刷史》作准备。迄今我还清楚记得舅父第一次陪我到北图的情景,并听他细说北图的建筑和文物,如北图的馆址,清代曾是皇家养马的地方,馆内的华表原来是圆明园的旧物,北图馆址记并不是蔡元培所写,而是由北图馆员、前清举人叶渭清代笔,并给我指点梁漱暝当年演讲的地点……渐渐地,我对北图有了感性的认识。
而我和北图的真正结缘,则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1986年夏,我从合肥到北京拜访业师杜石然先生,并到北图查阅国内外书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接触了许多明清时期的著作,获益匪浅。1987年,白石桥新馆建成,舅父受邀参加落成典礼,就在那天,他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北图老同事钱存训先生,二老神交已久,见面相谈甚欢,而我则作为此次相会的见证。之后,舅父带我拜访了很多图书馆的老前辈,如张申府、谢国桢、周丰一、杨殿?、戚志芬、冯宝琳等先生。趁舅父在京的机会,一起调阅了反映南宋印刷最高水平的《文苑英华》,上有缉熙殿藏书印,楠木盒装,极为讲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触摸到宋版书,感到由衷的亲切。
1985年攻读研究生之后,我不时到北图查阅资料,并经常光顾西文新书阅览室。早在孩提时代,我就曾亲见北图寄来的一本厚厚的荷兰神父惠泽霖编的北堂西文书目,请舅父提供意见,从此我知道了北图还收藏有很多欧洲早期印本,并且也从舅父口中得知北堂藏有几部摇篮本。后来我下定决心学习法文、德文、拉丁文,其动力就是想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
攻读研究生期间,在文津街分馆系统查阅了明清历算学著作,和传教士的著述,包括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交换过来的耶稣会士卫匡国的著作。后来,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来访,我陪同他到北图看书,当他得知我也看过卫匡国的著作时,感到非常的高兴。同时,有机会接触北堂旧藏,获得了不少新的发现,如比较了康熙时代《几何原本》及其底本,弄清了两者的确切关系,查阅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的拉丁文数学著作《数学纲要》,证明其书为康熙时代宫廷著作《算法纂要总纲》的底本,这些成果受到了国际科学史界的关注。如果没有北图这些珍贵的藏书,我是无法顺利完成这些研究的。
回顾历史,从前清宣统年间设立的京师图书馆,到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已整整度过了一百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袁同礼馆长网罗了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机构,其中如徐森玉、向达、赵万里、谢国桢、王重民、谭其骧与舅父秀民先生等人,都对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学术开放、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图书馆更是成为提高国民素质和开展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场所。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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