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特大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经验的灾难叙事越来越引人关注。作为专门讲述灾难历史和经验的叙事方式，灾难叙事对于历史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和文学艺术都有极为重要的构建意义。而在各种类型与体裁的灾难叙事中，口述实录，特别是民间幸存者的口述，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无疑是其他叙事文本难以替代的。源于
幸存者口述实录，以亲历者作见证的特殊方式，使灾难叙事回到灾难现场，使灾难经验落实到灾难情境之中。除此之外，口述史还以亲历者在灾难中的亲历所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进入叙事之中，昭示了幸存者也可以成为灾难叙事的真正主体。这就从伦理意义上对灾难叙事的精英模式做出了积极的修正，让老百姓自己来讲述自己的灾难故事。《现在的我们》选择极重灾区都江堰市的38个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身份的幸存者，上至灾区第一官员，下达最普通的乡民和小学生，从不同的生命视角讲述了他们共同经历的一场特大地震灾难。叙事主体的多元化，不但使灾难叙事获得了多维度的表达，还极大地拓展了灾难经验的叙事空间，这也是传统的灾难叙事难以企及之处。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是口述史，如果由历史学专家来征集，灾难叙事的话语权仍然控制在他的手里，他不仅选择访谈的对象，还能凭借提问和对问题的反应将受访者的叙述设计成型。但《现在的我们》与一般的口述史不同处还在于，它的访谈者也是同一场灾难的幸存者，是幸存者同幸存者之间对灾难经验所做的平等对话。采访的优先权在于受访者，没有预设的理念，访谈双方随着受访者的话题游动，他们“一起梳理地震的经历，进入一种深度交流。”（《现在的我们：后记》）这样的口述史从叙事态度和叙事伦理上保持了口述的民间性，是真正的民间口述史。由于采访者本身也是幸存者，这就基本保证了采访材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而采访者在语言上对地方方言的保留与还原，又使口述的民间原生态得到了鲜活的呈现。
《现在的我们》以第一人称的口述方式讲述了38个幸存者经历的灾难故事，其具体的灾难故事自然是相当个人化的。但因其第一人称具有内视角的叙事功能，从而使关于灾难的叙事可以深入内心、直抵灵魂，使幸存者在灾难情境中的心理状态获得了充分的表达和诠释。而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也把剖析灾难语境中的精神状态、凸现幸存者真实的内心经验当作灾难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惟其如此，“内心经验”充分准确的表达便成为这部民间口述史的又一个叙事亮点。当我们倾听不同的幸存者讲述他们沉重而丰富的内心经验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胆识、勇气、力量和爱，正是灾区人民不可摧毁的生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抗震精神的表征；也会发现在地震发生的那个艰难时刻，在须臾生死的瞬间,他们丰富而隐秘的内心情感,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在向生而死的境遇中的抗挣与升华；还会发现他们擦干血泪、埋葬亲人后重建家园的那份从容与执著。他们见证了灾难,见证了生死,而我们通过他们诚实生动的口头讲述，见证了他们的平凡与伟大。
作为一部民间口述史，《现在的我们》在建构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上做出的伦理自觉和道德努力也是值得关注的。对人们来说，灾难历史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道灾难，都是无法绕过也不能遗忘的共同经历。灾难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关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还具有维系人性道德和加强社会团结的特殊作用。因此，保存和书写灾难历史的集体记忆就不仅是一种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同时也是灾难叙事的主要目的。灾难中每个幸存者的故事，尽管只是灾难的局部经验和零碎记忆，但一旦通过口述方式说了出来，这些片断故事和零碎记忆就可以融合成一个关于灾难的整体故事。所以，幸存者的个人见证是保存集体记忆至关重要的叙事环节，而口述实录无疑又是个人见证最为有效的话语方式之一。放弃了幸存者的直接见证，就从根本上断绝了集体记忆的任何可能性。《现在的我们》一书38个幸存者以口述方式参与了“5・12大地震”的直接见证，共同见证了旷世灾难的大地震中灾区人民感动中国震撼世界的勇气和美德，也使人们从灾难经验中感悟到我们面对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命运、理解到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生命真谛。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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