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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2010-01-14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中国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分析哲学

胡军在《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撰文,梳理了分析哲学输入现代中国的多种途径:杜威对罗素的介绍、罗素来华讲学、维也纳学派等,认为,其中罗素关于分析哲学的看法对中国现代哲学影响最大,维也纳学派虽也在当时的中国起着一定的作用,影

响却微乎其微。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不认同维也纳学派以分析方法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而赞同罗素早期的以分析方法构建新实在论思想体系的哲学倾向。如果说西方哲学家如维也纳学派企图以逻辑分析方法来消解形而上学,那么中国现代化哲学家则试图以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现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等就是这一重建的结果。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的哲学立场反映出了他们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强烈的人文情怀,他们既看到了逻辑分析方法的现代意义,也同时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哲学冲击下面临的重重困难,所以试图利用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体系。他们对分析方法的理解也与西方哲学家稍有不同。

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策略

张成福、谢一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撰文指出,“风险社会”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风险社会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风险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全球化、城市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和大众风险感知强化实际上扮演了风险社会的催化剂的角色。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

中国法制史学六十年

张晋藩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撰文认为,回顾中国法制史学60年的发展历程,既经历了创建、发展和辉煌,也经历了挫折、困难和危机。以60年的成就为一个新的起点,面对着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各种挑战,法制史学者需要进一步砥砺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创新精神,将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具体来说,第一,要深入发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科学借鉴;第二,要开拓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的法制之路;第三,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研究中国法制史;第四,研究方法不拘一格,要揭示中国法制史的本来面貌;第五,要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

廖名春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撰文指出,《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传统解读存在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知道”说,还是“有道”说、“道行”说,错就错在对“闻”的理解上。这里的“闻”,既非听闻,也非悟知,而当训为“达”,引申之,即实现。所谓“闻道”,即达道,实现道。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当译为“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孔子对“知”的追求,而是孔子对“行”、对修己成仁以及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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