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光明日报》“国学”版在“国学争鸣”栏目刊载了一篇批评刘泽华先生的文章,引起广大教师的热议。我觉得开展相关讨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文中涉及学界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就专业属性而言,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因而赞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主张深化儒学研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
以“和谐”为例,我们至少要如实地告诉人们三句话:一是中华先民十分重视和谐问题,确实应当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二是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三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只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由于偏见而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颂扬。如果良好的愿望与宏大的理想没有建立在求实与务实的基础之上,会有程度不同的片面性。片面性虽人人难免,但以尽量减少为上。
有一类说法很常见:离开了儒学,中华民族就丧失了精神家园。这种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儒学诞生之前,中国已经跻身“文明古国”之列,而当代中国的崛起,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各种观点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求实精神的不足是造成这类学术现象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之所以致力于批评儒学的阴暗面,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现代崇儒者所遮盖的东西,展示一幅历史图景的另一面,防止人们由于误导而将“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弘扬儒学”画上等号。
儒家是否尊君?这原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序君臣父子之礼”视为儒家的特长,只需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难发现“尊君亲上”、“尊君亲亲”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命题。儒家对礼仪、礼义、仁义解读的基本点始终没有脱离这个命题,“儒家尊君”可谓铁案如山的判词。如果儒学与君主制度不相匹配,它有资格成为帝制的国学吗?
近代以来,由于对儒学现代价值的看法相互对立,于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成了辩论的焦点。围绕民本思想展开的“反专制”与“专制”之争最为典型。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反复引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声称这是“对专制的批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儒家经典中将最高权力赋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语》记述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无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对照一下政治学专业的大本教科书,就不难判定这种制度设计属于“专制政体”范畴。
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论结构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针对那些故意造成“结构性信息缺失”的现代崇儒者,许多学者分别使用了“阴阳组合结构”、“比翼双飞”、“和谐统一”、“极吊诡的整体”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较完整的事实陈述,证明儒家的尊君与重民并行不悖,进而在揭示本质的前提下,发掘积极因素。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由此可见,官方学说不仅没有将这类命题视为异端邪说,反而将其奉为至理名言。试想，如果皇帝们张扬“君为轻”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作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共识?难道帝制的统治者能够高明到敢于用对帝制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还能轻易地断言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还能轻信那些“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简单做法吗?
我的学术心得是:更为深入的研究必须直面“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可以与帝制相匹配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以期对儒学与帝制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项研究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认识与恰当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而为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途径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源。
良性的学术互动总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但是,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必须强化以事实明道理的学术准则。我们愿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共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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