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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成为时尚不如创造时尚

2010-01-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田卉群 我有话说

经过国产大片近十年的喧嚣培育,进影院看电影,终于成了一种时尚和文化。年终岁末,贺岁片电影票一票难求,不管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享受大片带来的快感――嬉笑也好,怒骂也好,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沉寂和变革,国产电影,终于赫赫扬扬地在大银幕上重振雄风。

然而,“看电影”成为时尚,与“电影创

造时尚”,还有着本质而不可轻忽的区别。学者大卫・里德曾经考察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引导者形象,并指出,原始社会,人类依靠“英雄引导”;封建社会,人类依靠“传统引导”,在现代社会,英雄无踪,传统崩塌,人类依靠的是“他人引导”。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他人引导者,正是被称作“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唯一的集体感知对象”的电影。通过全球性的影院观摩和集体感知,电影,塑造人类的共同经验,表现人类的普遍忧虑,展现人类的共同梦想,并使这些承载着人文厚度的经验与梦想,成为年度的主题词和时尚。一次喧嚣而未能达到目标的哥本哈根会议,也许还不如一部《2012》或者《阿凡达》,更能唤醒人类对于地球未来的忧虑。

因此,伴随着“看电影”时尚的形成,审视年终岁末的贺岁片,我们已经无法以单纯的商业或者艺术标准对其进行判断,这些成为人们集体感知对象的贺岁大片,因其强大的影响力,每每被赋予了成为国人、甚至人类的“他人引导”者的角色功能,触摸人们的普遍忧虑,表达人类的共同梦想。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2010年的贺岁片,繁华背后,便总难免带着一点陈腐的味道。

古装大片的式微与终结

2010年贺岁档影片,已不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一统江湖的时代,“重磅炸弹”取代“原子弹”式大片集团出击,给了观众更多的选择。然而,大片扎堆儿并不意味着大片的丰富,古装大片已经进入了终结者时代,正在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十月围城》是今年古装贺岁片中较有新意的一部。由乞丐、孤女、和尚、车夫、青年学生、革命者构成的杂牌军,前赴后继,保卫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但“革命”的外壳包装下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士为知己者死。这些三教九流前赴后继慷慨赴死,除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之外,余者皆为“报恩”,报王学圻饰演的富商多年来给与他们的慈善恩德:一碗粥、一袋米、一块钱……或者,一副棺材。这是一部骨子里极为传统的中国动作片,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今年古装贺岁片中最有新意而且完整的一部。余者如《花木兰》、《锦衣卫》,尽管创作者尝试进行创新处理,比如花木兰形象的塑造,努力从当代人的视角进行诠释:花木兰不是天生铁女,也有着脆弱的一面,甚至几乎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种诠释能够自圆其说,但却很难再为2010年的观众提供全新的视觉经验与审美震撼。

除了权力斗争、为知己者死、大内秘闻、春秋战事……除了三千年以来人与人之间的生死相斗和宏大的战争场面,古装大片还能提供什么?

孔子这样一位大成至圣先师,也登上银幕,奔走于春秋各国,与南子留下一点隐约的往事,扮演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光辉形象,让观众遥想、怀思先祖和圣哲的伟岸。这样的共同经验,只会令观众偏离当下的普遍忧虑:千疮百孔的地球、频发的自然灾害、不定时炸弹一般随时爆发的局部冲突、尚未平息的金融风暴……电影中的梦,总必须是现实的投射。天马行空,前提总得有马有天空。我们的古装大片中有一匹老马,却没有驰骋在现实的天空上,而是深陷在历史的泥潭中,好看的只有马鞍子。

然而观众来自现实,他们想借助电影这匹天马,驰骋在梦想的天空上。当他们发现自己骑的不是马,而是马鞍子,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惊险玄幻风格贺岁大片的创意匮乏

《刺陵》这部影片,尽管有着非同寻常的演员阵容,却不能不说是一部很失败的探险电影。核心问题,大约在于创意元素的匮乏与生硬的创意思维。影片讲述几批人马深入大漠寻找古城珍宝的故事,模式本身非常陈旧,但若有出色的创意元素,也可以成为一部具有观赏性的娱乐片。但影片恰恰没有在创意方面做足功夫。与风格类型相似的斯皮尔伯格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作比较,至少可以发现这部影片的几大败笔和软肋:

其一,作为一部探险影片,没有确立个性鲜明、动作能力出色的主人公,如哈里斯・福特饰演的考古学家、动作高手印第安纳・琼斯。也许是因为演员阵容过于强大:周杰伦、陈道明、林志玲、曾志伟……为了演员之间的彼此制衡,影片于是缺失了真正的主人公。

其二,探险的目标是苍白、缺乏想象力、且没有任何文化、考古含金量的“麦格芬”。且与探险者的人性考验没发生多少联系,反倒令观众一头雾水。

《风云二》是《风云雄霸天下》的续集,影片精神内核具备一定的深度:英雄通过成魔以便战胜恶魔,自身反而陷入魔道。动漫形象设计与质感奇异的影像风格,使影片具备比较强的视觉观赏性。但比起《风云雄霸天下》,因过于追求动漫视觉效果,细节大量缺失,影片过于抽象,很像是对一个哲学概念的简单阐述。

癫狂喜剧的末路

自“石头”疯狂以来,逢喜剧便必疯狂,今年的《熊猫大侠》跟《三枪》,也延续了癫狂、恶搞、拼贴的喜剧之路。

癫狂、恶搞、拼贴风格的疯癫喜剧和黑色喜剧的源头,在香港有周星驰的无厘头,在美国有演员金・凯利和导演科恩兄弟,在英国有导演盖・里奇。《疯狂的石头》是・盖里奇影片的中国本土版,《三枪》则是科恩兄弟《血迷宫》的翻拍片。

《三枪》的票房成功源自导演张艺谋跟赵本山演员团队的巨大号召力,但影片只验证了一点:科恩兄弟不可复制。科恩兄弟的影片最大的特征是反类型和反逻辑,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畅行无阻的“好人有好报”的大众梦想,在科恩兄弟影片中一定被无常而深不可测的神意所取代,他们着意表现邪恶,表现人必须与自己的邪恶同行,努力奋斗并不一定能够战胜对手,胜负生死总有意外――其实是由无常的天命来决定。

但《三枪》将科恩兄弟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理念摒诸脑后,影片变成极其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通俗故事,并且开创了中国贺岁大片独特的“小品化”风格。这种风格类型不具备生命力,可一而不可再。

《熊猫大侠》延续了《十全九美》的创作思维,影片故事线索还算完整,之所以不能够再唤起观众的热情,是因为观众对于癫狂喜剧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些事情总有些疯狂,但疯狂背后总该有点原因。

在周星驰“无厘头”和金・凯利的“面具”背后,是小人物逆反主流世界的哀伤、梦想和癫狂;在科恩兄弟背后,是对好莱坞主流思维的逆反、对邪恶的关注、对神意的敬畏;在盖・里奇背后,是对黑暗角落――黑帮世界的关注……

总之,没有了原因、或者只剩下利润原因的癫狂,没有了现实的天空、只剩下历史深渊的电影世界,没有含金量的创意思维,使得在乍看上去一片繁华背后,掩饰的是贺岁大片的创意匮乏与空虚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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