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基本判断
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已经从突发震荡中逐步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已经开始,但复苏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偶发事件。从历史上看,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延续了近五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
从全球经济来看,面临着诸多短期和中长期的复杂局面:从短期看,世界经济复苏的方式和大国宏观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就主要大国而言,依靠印发储备货币、抬高资产价格和重复过度消费的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努力实现再工业化、提高关税和期待实体经济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似乎在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全球经济复苏方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力度较大的干预后,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政府的干预能力最终受到财政收入状况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尚未被启动,宏观政策的两难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中长期来看,全球总需求增速相对减缓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中期调整阶段。第一,一些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较长时间,这将使国际市场增速减缓。第二,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使市场活力和内升动力下降。这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的最主要区别。当人类由中青年时代步入中老年时代后,虽然大国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但创造有效需求的难度加大。第三,各种保护主义的短期政策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大。全球分工格局及全球互联网络体系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后退到国别经济时代似乎不现实。但许多国家的政治选择是保护主义,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复苏和国际市场扩大。因此从中长期趋势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虽然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不太可能出现上一轮经济周期的超常繁荣,有效需求不足可能是今后一个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充分认识推进城市化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地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项任务,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在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项任务中,首要任务是在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有效扩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是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13亿人口的规模和相对偏低的城市化率,将成为创造内需空间的重要力量。如果未来2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相对较快的速度,人口自然出生率基本维持在现有水平的话,从现在起到2030年,约有3亿农民将转为市民,他们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主要包括:1、由农民转为市民后,由于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基本生活、住房、教育、卫生和对其他消费品的直接消费需求;2、由城市化推进所派生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气、供水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需求;3、由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带来的农村消费扩大。这显然是一个以万亿元为单位计算的巨大市场,中国扩大内需需要这个市场,在市场成为全球最短缺资源的后危机时代,世界也需要这个市场。
同样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国内市场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必然进行相应的调整,新的需求将使服务业的比重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二项要求。随着国内市场扩大和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创新将有明确的方向,劳动者的素质也会不断提高,管理创新的步伐会全面加快,城市化的规模效应将大幅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而这些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实现的第三个目标。正因如此,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要把稳步推进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着力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
推进城市化的合理模式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曲折中发展。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可以使城乡居民生活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企业获得较好的投资机会并符合政府的公共政策取向,而且与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为主和小城镇为主的两派之争,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导致了不少困惑。我们知道,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实质问题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并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实际的情况是,首先,简单的特大城市发展模式走不下去。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升。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基本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十分困难,政府在接纳流动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压力也很大。同样,尽管中小城镇发展一度繁荣,但这个模式也走到尽头。遍地开花式的中小城镇会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带来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国际市场条件变化更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在小城镇扩大市场。人口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也限制着服务业通过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选择。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合理模式的基础变量,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以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节余和自我尊严的满足感等社会心理指标。必须通过城市化合理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笔者更倾向于加快建设城市网络(CityNetworking)。“城市网”是符合国际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形成合理的城市专业化分工。目前在东京、首尔、香港等地都出现了这种趋势,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地区,也出现了良好发展趋势的明显迹象,这可能是国家需要的、也是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可以接受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需要积极加以探索和引导。
推进城市化的具体公共政策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当中,重点要研究几个相互联系的现实问题:
1、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作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的2亿左右农民工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年轻一代,长期定居城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部分农民转为市民是迫切的要求。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等问题,特别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积极推进户籍制度和廉租房制度改革,这是扩大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2、规划和启动“城市网”公共工程建设。由于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高不可及,直接在大城市落户的思路可能走不通。因此应该在“城市网络”的理念指导下,尽早规划和启动一批公共建设工程,加快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外围地区的廉租房建设,做好改善教育、医疗条件的规划方案,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城市化发展导向与社会政策取向高度吻合。
3、地方政府融资制度化。实现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这是作为城市化建设主体的地方政府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所要面对的主要课题。土地融资模式在微观层面似乎可行,但这种模式带来的宏观后果要引起重视。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从实际出发,形成一套适应中国城市化需求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和监管体制,实现城市网建设的现金流量平衡,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稳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4、城市网和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环境资源友好型社会理念的结合。城市发展是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城市规划要体现科学发展理念,城市建筑、居民住房、公共交通要提高节能环保标准,城市绿化也要有碳汇效应。
5、完善教育系统,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目的,不是把农村的低收入者变为城市贫民,而是要在减少二元结构落差的历史过程中,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短期内要通过完善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技能。在长期要加强基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城市化战略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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