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一则曹操高陵被发现的考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轰动，同时也招来各方质疑。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是否为曹操？从已公布的发掘信息看，哪些证据可信？哪些证据令人生疑？还有哪些证据有待补充？兹采取文献与考古互证的方法，梳理有关证据及疑信点，谈点浅见。
一、文献中所
见曹操高陵
高陵即高平陵，又称西陵，其地望在邺城西，位于西门豹祠西原之上。文献所记西陵最早者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又作《遗令》：吾死之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曹操卒后，曹丕作《哀策》：“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魏文帝集》卷一）曹植《诔》曰：“敦俭尚古，不玩珠玉……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陈思王集》卷一）这两篇作品描述了曹操遗体安葬的场面，也反映了西陵的基本状况。魏黄初年间，高陵建有陵屋、祭殿。曹操部下老将于禁从吴国回到洛阳，文帝曹丕派人于陵屋之壁图绘关羽水淹七军逼于禁投降故事，又命于禁“北诣邺谒高陵”（《三国志・于禁传》），于禁观图，因惭愧发病而死。黄初三年，曹丕作《毁高陵祭殿诏》：“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帝卞后?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后妃传》）曹魏时王沉官修《魏书》、鱼豢私撰《魏略》和晋初陈寿所撰著《三国志・魏书》，均载及高陵。陈寿之后，陆机于元康八年在秘阁阅“魏武帝遗令”，慨然叹息，撰《吊魏武文序》（见《文选》）。从文献材料反映的情况看，魏晋时期曹操高陵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
到了十六国时期，高陵见诸文献记载就不多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漳水，言及西门豹祠，却不曾提起高陵。隋唐以后，地理书中虽有高陵的记载，然大多是转抄且较为模糊。《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邺县”条曰：“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所记仅是大概方位。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记魏武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明嘉靖《彰德府志》曰：“在县西南三十里，周围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相互转抄的迹象明显。文人诗文中也曾记咏西陵，如唐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丽，过邺，作《魏太祖祭文》；沈?期等写有《西陵诗》，然其中并未具体描写高陵。时至北宋，高陵地处情况就不清楚了，于是出现了“疑冢说”，将邺西北北朝墓群演绎为“曹操七十二疑冢”。文人作《疑冢诗》以讽操：“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北宋王安石）“安排死去千年事，刻画生前一寸心。”（金萧冰崖）“荒城寂寂无烟火，疑冢累累半野田。”（明周朝中）讹说流传，曹操西陵就变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后世曾有寻觅曹操西陵者，宋俞应符有诗说：“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诗人之气，不切实际。元纳新为找到高陵，“登铜雀台，西望荒郊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后又将北朝墓群误作“曹操疑冢”，“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诈也,使操能见武侯八阵图,则有愧多矣。”（《河朔访古记》卷中）1922年磁县乡民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丛葬地开井为茔，得古墓，“室之四壁涂垩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邓之诚认为此墓即高陵，说：“前五十年发石室十余处，唯皆无棺，至是真冢始现。”（《骨董琐记全编》卷三）但是后来又证实这并非操墓。由上可见文献所记高陵愈益迷茫，由是生成诸多传说，扑朔迷离，困扰人们千余年。
二、新近考古发现的“高陵”
2009年考古发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所列依据有六条：1、这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结构类似汉魏王侯墓，与曹操的身份相称。无封土，符合“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文献记载；2、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3、墓址与文献、鲁潜墓志记载完全一致；4、墓内装饰简单，符合《遗令》所嘱，随葬品应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遗骨经鉴定为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
这六条依据虽都有作证的价值与可信度，但还达不到铁证如山的地步，因为它们无法直接说明大墓的确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断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们作为证据，既有可采信的价值又有让人生疑的地方。所举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于大墓，这些石牌当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后随葬的器物标签，古墓被盗，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虽被扰乱，但其存放的环境没有变化，位置没有大的改动，应该视为第一等的证据。曹操生前曾被称为“明府”、“明后”，封王后，称魏王，死后谥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谥号的使用始于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汉魏禅代，改元黄初，武王被尊称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称历时八个月，石牌之作当在此间，应该是与随葬品一起放置于墓内。而且石牌字体风格与邺城遗址出土的曹魏时期石刻颇相类似。
至于“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后赵鲁潜墓志”则是两件征集来的文物，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原始保存状态与环境，发生了位移。证据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某些环节出现未知，人们不能将其连接起来，那么其价值与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对这些证据提出怀疑也是自然的。然而这两件文物在作证据的时候，可与墓中出土的文物联系起来作为旁证材料。因其与大墓联系较为密切，可视为第二等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行文、字体风格与出土石牌相类，因其是被征集来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鲁潜墓志》曰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三步。”墓志发现于西高穴村西乱土中，而且鲁潜墓又无详确之处。该志虽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证明所发现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时代的墓葬构造由于遵循同一礼制，因而存在着某些相同的特征。参照东汉王侯墓制推断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虽然在学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并无确切的纪年，所依据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参证。西高穴村大墓风格朴素无雕饰，这与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敛以时服”、“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与大墓风格相印证。但在诸多文献中又言及“西陵烟树”、地面建筑和标志物，这与“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经多次被盗，是真的“无藏金玉珍宝”，还是被窃一空，这也是无法确定的，况且墓中还遗留有金、银、玉石等物，也与文献稍有出入。
由以上依据可以认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说是邺地考古发现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满，疑点、漏洞不少，在现有的情况下，作出“确认”，似乎有些过急。若要确认，一些关键证据应有掌握，相关证据仍需补充，关于曹操的深入研究亦应跟进。
三、确认曹操高陵仍需补充的证据
西高穴大墓究竟是否为曹操高陵？最关键的证据有两条：一是大墓的确切年代应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二是能够直接说明墓主即魏武王曹操的文字资料。如果缺乏这两项关键证据，还可寻找下列证据进行确证：
1、高陵是一座合葬墓，除了曹操，还有其妻子卞氏，夫妇前后去世，相隔十年，卞氏死后也葬于高陵。《三国志・明帝纪》曰：“?葬”，同书《后妃传》曰：“合葬”。西高穴大墓有三具骨骼，一男二女，男性60岁左右，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二女年岁与卞氏不符。卞氏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终年71岁。那么，这二女是谁呢？曹操原配妻子为丁氏，又有刘氏。刘氏早终，丁氏于建安初被废，死葬许城南。此二女有可能是丁氏、刘氏。二人先于曹操去世，可能于曹操死后迁葬高陵。曹操有25男,妻妾除了丁氏、卞氏、刘氏外,见于史书的还有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宗姬、赵姬，二女或许为她们中间的二位。然她们的卒年不清楚，曹操一贯主张葬制俭朴，不大可能让夫人、爱姬为之殉葬。卞氏卒时为太皇太后，“?葬”高陵，从其身份及生前与曹操的感情上推测，不大可能在其死后把曹操墓打开合葬，似应于高陵旁再造一墓。西高穴大墓旁还有一墓，如果此墓的主人能确定为卞氏，大墓则可确认为高陵无疑。
2、《终令》曰：“《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个墓群，若能在其前后左右发现曹魏公卿大臣陪葬墓，也能推定“高陵”的真实性。文昭甄皇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均在邺，其方位与高陵也当有昭穆关系，夏侯?、王粲、陈琳、应?、刘桢等均葬邺，其墓址多在邺西。从不同时代的墓群分布看，高陵兆域范围颇具规模。
3、西高穴古墓坐西朝东，这样的朝向与《遗令》月旦十五铜雀台作伎乐、子臣时时西望墓田的安排是一致的。令曰：“吾卑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从阴阳堪舆的角度看，高陵居高岗台地，头枕西山，面向铜雀台，观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东北又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阳，符合传统的风水意识。甄后朝阳陵、陈留王曹奂墓亦当是如此朝向。
4、墓中男性骨骼年龄与曹操相仿，可提取其标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作DNA实验，再与其血缘亲属作比对。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发掘东阿曹植墓，墓中存有部分骨骼，若能找到曹植的遗骨，可以作为DNA标本，比对西高穴墓男性骨骼，如果试样一致，亦可证明此墓为高陵。
5、《终令》、《遗令》都提到西门豹祠，高陵在祠之西，如能确定西门豹祠所在的具体位置，则高陵的地址便能大体推断出来。然魏晋以来，该祠屡经兴废，地址前后有所变动。而且西门庙又非一处，如明代安阳县有西门大夫庙，“在大夫村，北齐天保间建。”同时临漳县也有西门大夫庙，“在仁寿里，去县二十五里”（均见嘉靖《彰德府志》卷4）。究竟何处为曹魏时期的西门豹祠？仍有待考证。
综括文献与考古资料，西高穴大墓只能初步推定为曹操墓，但还需作进一步的确证。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有价值的文物不断发现，文献与考古互证，曹操高陵的疑团终将被解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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