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年选
已经有好几年了，每年的一月份，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叫“年度最佳”的散文选集差不多同时上市，至少有四五种。这些选本代表着不同选家的视野、视角以及文学审美的水准，书名相近或相似，但入选的作家和作品重叠的却在极少数。从这种现象里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作品丰富
读到一篇好的散文，如在夜幕上看到一颗更亮的星星。如果仅仅是数星星这件事，可以摸着黑，在自家阳台或院子里干，但编年度选本，不能摸着黑，也不宜站在自家院子里，最起码要有大量的阅读，还要拔掉篱笆和界桩，正因为如此，年度文选的工作才让人尊重和期待。
散文年选这件事告诉我们，如今的散文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文学写作也不宜格式化，或“标准化”。一座山可能是连绵的，山峦叠嶂，山头林立，但最终是朝向一个主峰的。文学写作是千手千眼，千姿百态的，但也须朝向着艺术审美的那个最高处，叫境界也好，叫太虚也好，应该有一个。
见识和忧虑
我读到几位散文专家对2009年散文面貌的判断，摘录一些和读者共享：
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散文评论家）：2009年的中国散文突破了被“异化”的误区，蓄势待发，在宁静中有了沉实的收获。具体表现在穿越时代的理性思考，情感的深度开拓、质朴而高贵的诗意表达，大胆的探索精神等。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有：一、受散文之“散”的影响，较少看到“形聚，神凝，心散”的作品。二、停留在“技术”层面，难进入“道”的境界。三、表面化写作和虚假写作。
汪惠仁（《散文》杂志主编）：2009年的散文的总体特征：多元共生的局面愈加明确，有主张的写作派别在增加；与其他体裁相比，散文尚是抵御文学破坏性因素最得力的一个整体，这与我们深厚的散文传统有关；除了个别案例，为散文带来社会声誉的媒体仍然是期刊，而不是图书和互联网。这表明散文与新的市场还未形成彻底的合谋。散文的趋势和走向，市场主义会进一步对写作构成干预。题材写作和类型写作会在悬赏机制的作用下呈现泡沫化。这是令人忧虑的。
葛一敏（《散文选刊》杂志主编）：关注历史，关注当下社会，剔除说教，剔除伪善，倾注人文关怀，是2009年的散文闪烁着的亮光。散文写作在向深度里开拓，一本好的散文杂志要跟上这种发展节奏。出版社推出了几本好的散文专著：《我与父辈》（阎连科）、《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敬重与惜别》（张承志）、《小麦的小人书》（蔡小容）等。
周闻道（作家，天涯网散文天下首席版主）：2009年网络散文的突出点有，一、生活的真实态度展示；二、开阔自在自由的写作心理；三、博客写作已成规模；四、网络写作是沙里淘金，真货才能留下来，传播开；五、网络散文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变，或叫转型
三十年前，散文的主要特征是传递文学理想，是文学梦的场景之一，但由于自身体例的限制，渐渐沦为“诗余”、“小说余”。二十年前，散文出现转变，更突出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认识和思考，思考方式也从半空中降落到地面。这种转变是余秋雨带动的，或者叫唤醒的。余秋雨式的散文被读者热读，让文学圈内的人始料未及，仓促地以“文化散文”冠名。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评论家的这个命名确实有些匆忙，因为至今余秋雨先生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散文家。下定义或命名这种事，一定要深思熟虑着去做，再比如“小女人散文”这个称谓，更不妥当，连人都不尊重了。
也就是说，今天散文繁荣或热闹的局面，不是一个或几个表现突出的作家之功，是社会文明进步导致的。首先是读者阅读的需要，人们乐于读到对自己有实际帮助的散文，他们不情愿仅仅被“熏陶”或“陶冶”。这也验证了那句话，真正的文学进步源于对生活的重新思考。二三十年前，小说家和诗人是不屑写散文的，在他们的创作谈里，经常可以读到这类“谦虚”的话，“我不会写散文”，或“我写散文是两个长东西之间的休息和调整”。如今，优秀小说家们多在倾力打造自己的散文了，确实出手不凡，比如王蒙、张承志、叶兆言、熊召政等。2009年，阎连科表现最突出的不是小说，而是他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长久以来，中国男作家们似乎守着一个禁忌，擅长展示远见卓识，胸襟和抱负，不长于或不屑于洞开内心的情感世界。阎连科这位“问题小说”作家用“老实叙述”和“情感”这两个文学的基本元素，以朴素的态度在散文土地上种了一棵大树。他是一个大厨，用“家常材料”，用“萝卜白菜”给我们烹制了一桌盛宴。《我与父辈》实在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如今的散文，整体上变化了。不再是一段心情，一种感慨，一点心得，一个事件的描述或一次出行的记录，散文抒写的内容不再是片断或局部，而是面对着社会进程和人生百态，已经可以用包罗万象，局面开阔，错综复杂，有创新，有突破这样的术语来概括这一阶段的散文了，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散文，也不再是个例。更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按术语说叫“八零后”，使这种转变由文学特征进化为写作常识。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这三十年里的人，文学思维是相近的，写作给他们的第一直觉，不是才华或个性的展示，而是对社会的歌颂或揭示，颂扬“解放”或“改革”了的生活，揭示“改革”得不太妥当的生活，讲责任和担当，承担的是生活之重或生活之轻，思考方式是从社会的镜子里映照自己。而出生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是全新的一代，他们是在社会高速进步，多种观念杂交汇合，既有天空晴朗，也有沙尘暴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学时代的“作文训练”，包括高考作文，是“话题作文”，不是“命题作文”，不是写着“一个熟悉的人”，或“一件难忘的事”长大的。这一代人的思考方式是“个体经营者”，不具有“群像”特征，写作是从自己出发，去关照社会。甚至于使用的语言系统，措辞用句方式都变了。
最直接促进散文之变的，是今天的生活观念。如今是改革的年代，改革的意思是指以往的东西靠不住了，一切在大调整，在重新洗牌。你手里可能曾拥有着一把“好牌”，但游戏规则变了，在新规则里，你那把好牌可能什么也不是。很多基本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市场”，不再是简单的商业概念了，它已升腾为环境了，而且是自然环境，已经无法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生活是万物生长的土壤，如今是社会形态在变，成分变化了的土地里怎么可能长出不变的东西。
传统的文学理想是“清风明月”，是关起门之后的桃花源，如今关起门之后已是另外一种情景，“文学理想”不在门背后了，“墨守成规”也无规可守，秩序在重构之中，原规已废，新规在摸索和试制之中，术语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今的“文学理想”在哪里呢？谁率先找到了，谁就是划时代的作家。
以农村题材散文为例看到的变化
写农村的散文，直视现实的好作品多了。
田园风光的散文不再占多数了，这是2009年农村题材领域的一个突出亮点。在以前,在旧时代，“田园诗意”传达的并不是中国农民的情感，是士大夫心理，是乡绅态度，是有钱有权有闲人做的事，是“田园经济时代”的产物，是“老一辈人”的价值观。中国的乡村也不同于欧洲的乡村，不是吉尔伯特・怀特笔下的《塞耳彭自然史》，不是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中国的乡村是复杂的，有着多种性格，有忍辱负重的一面，也有逼急了揭竿而起的一面，中国历史里几个朝代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完成建国大业的。今日中国的改革火把，也是从安徽一个村子里燃起的火种。思考中国的问题，首先要熟读中国乡村土地和中国农民。
直视农村现实，关注土地，以及乡村教育困境、留守儿童和老人、农民工命运等中国农村突出问题的散文，在报纸、杂志，以及网络文学里数量很多。谢天谢地，衣锦还乡式的散文少了，浮光掠影的散文少了，“现实遮蔽”的散文少了，“一个人的乡村”式的散文少了。文学有浪漫的一面，但最基本的是良知和良心。《我的沉重的纪念碑》是桑麻写的别开生面的一部长篇散文，内容是十二个农村计划生育的事件，形象生动的细节叙述，真切的情感，深入又富有启发的文化思考，是这一题材领域的第一本书，是难得之作。
一个突出的问题
如今散文最突出的问题，是文体。
散文在古代文学是笼而统之的，是一个大型“国有商场”，里边的“货物”依“柜台”摆放，该有都有。也是一个大家族，爷孙父子，婆媳妯娌，几世同堂，多支共和。但进了现代文学以后，大家庭分崩离析了，远亲被剥离，儿女们长大了以后一个一个挑门单过去了。“杂文”独立了，“报告文学”独立了，“随笔”独立了，“小品文”独立了，如今生活在散文大院里的似乎只留下管家的后代，与古代散文传统里最产生文学力量的“血亲”关联淡化了，隔膜了。“国营商场”在新市场环境下日渐萎缩，应运而生的是一个个“专卖店”。现代的小说和诗是往宽里走，往大处生长，散文却相反。如今散文最大的尴尬是文体混淆着，名目杂陈着。一头大象，有人摸着腿，有人摸着身子，有人牵引鼻子，有人很文雅的抱住象牙，说，我终于找到了象牙之塔。
《美文》杂志1992年创刊，倡导大散文写作，取意孟子的话，“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针对着的正是散文世界里分崩离析，越来越细化的这种局面。大也有不设限制的意思，宽松着写，尽兴尽情着写。有什么样的才华和才情都可以展示出来，不拘长短，不拘方式，不拘题材和内容。地里长出好庄稼，种子重要，庄稼把式重要，水和光合作用重要，但最基本的还是土壤。一年两年里收成不好并不重要，只要能维护好这块土地，只要青山在，就会有柴烧。2009年，《美文》以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分类，也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和愿望，愿望今后散文的土地里能打下更多优质优产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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