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2010-02-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钧 我有话说

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在历史观念、新理论应用、史论结合、资料占有等方面都进入了学界前沿领域，代表了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将在“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占有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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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研究与新理论的应用，保证了这部著作的史论结合。杜传坤既有学前教育本科专业经历，更有中国现代文学硕博学历养成，因而她能从教育与文学两方面搜求最新理论与方法，从而使这部儿童文学史著多有新发现新见解；即使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她也能在新理论指导下找到新的学术“增殖点”，谈出新意。她发现：晚清以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小说译介热潮，是源于进化论视野下的未来观，是基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与启蒙者对“儿童问题”的关注紧密相连，儿童的自然成长开始丧失其合法性，新型儿童需要园丁即立法者的设计与塑造，以实现从传统荒野文化向现代园艺文化转变；她对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三点内涵做出了精深解析，通过对儿童文学起源的既有观点剖析，发现其中一致的认识论根源，从而论证儿童文学本身即为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这些发现让人们注意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有强烈的认知与教育的功利性，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美学形态，但缺少游戏、娱乐、冒险、幻想、趣味等元素。除对不同时代儿童文学主题的分析梳理外，杜传坤的个案分析则更能彰显她新理论制导下的拓深。比如，她在充分肯定叶圣陶童话的成就的同时，指出阅读中“不真实感”的叙事学根源；她借助症候式阅读，发现五四儿童科学文艺虽非空白却相对沉寂的原因等等……这样的发现与评说会引起读者与研究者更多的思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提出的诸多问题，会使读者在吸收其史料、史识、新解之余，还会有深深的思考与回味。杜传坤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发现意识。这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细致梳理基础上的规律性总结，比如她发现阻碍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历史语境，而是“文以载道”观念导致的“游戏精神”缺失；她对儿童本位论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引发出其对于当代儿童文学“既是救赎，也是枷锁”的省察，启示人们将五四儿童文学乃至现代儿童文学“历史化”、“对象化”。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都是值得儿童文学理论界认真研究的大问题。二是前提追问意识。前提追问会使很多建构论的伪命题、看似宏大的假命题不攻自破。杜传坤对既成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进化论历史观、“工具论”文学观等发出前提追问，从而使许多困扰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显出原形来。三是“往返质疑”的自反意识。她知道“文学史的权力”，因而她小心地使用话语的法杖。她发出这样的问询：“对于儿童文学史的作者来说，他必须首先回答但他又无法完全回答的问题是，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她带领人们直面如下问题：儿童是否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儿童与成人的二分“诞生于何种语境？分离对成人与儿童分别意味着什么？……应该追求一种何样的童年？从而应追求一种何样的儿童之文学？”“童年的消失”是否只有悲观的一面？等等，这些自反性的问题，使得这部著作如同一部复调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众声喧哗的意味。

（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