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时，杨忠明老师用砍刀敲响下课钟声。新华社记者明星摄
腊月十五的太阳刚摸到山顶,排捧村小学便响起了上课的钟声,刚烈、辽远、透着一种沧
这是一学年里最后一天的钟声。
55岁的代课老师杨忠明,在这口钟下敲了整整28年。
作为2010年全国31.1万将要被清退的乡村代课老师中的一个,这会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的钟声吗?
他不愿意碰这个话题。只是说,最近常做梦,梦见最多的是给孩子们上课,但有一次,他梦见排捧村小学突然消失了,急得翻山越岭到处找,山那么高,孩子那么小,他们到哪里去上学呢?梦醒来,他哭了。这辈子,他似乎一直都没走出这些梦境,幸福并煎熬。
用一个多月的工资,跑200多里山路,背回一口钟,仿佛背回了一座山寨的梦想
保靖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有湘西苗族地区第一高山吕洞山,排捧村就在吕洞山上。这里山套着山,海拔近千米,早年村里人去趟县城,顶着星星上路,也要跑上两天两夜。
贫穷、闭塞,使得这个苗家山寨祖祖辈辈没有请进过一个教书先生。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有了第一个代课老师石家成,是位在外读过书的本村人。杨忠明就是在石老师手下完成了小学启蒙教育,考进县城中学,高中毕业。
那一年,石老师去世了。县上派来的两个公办老师待了不到3个月先后离去。排捧村小学散了。
杨忠明跑到老师的坟前,重重地磕了3个头,抹着泪留下一句话:“老师,我要把你的事干下去!”
这个心愿,更多的不是因为师生情义,而是山里人要自己救自己、闯出大山的一股子心劲。杨忠明想,为什么鸟能飞过吕洞山,因为它有翅膀。山里人没文化,就像没有翅膀的鸟,一辈子飞不起来呀!
1981年秋天,26岁的杨忠明在全村父老乡亲一致推举下,成为排捧村历史上第二个代课老师。
开学前一天,他揣上刚拿到手的一个月的15元工资,又背上一袋米,跑120里路赶到县城。先去集市卖了米,口袋里又多了点钱,之后跑到废铁公司东挑西拣,花18元钱买下一口钟,又花2元钱买下一把用来敲钟的砍刀,连夜背回村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忠明就敲响了排捧村小学重新开学的钟声。全村人扶老携幼簇拥着20多个报名上学的孩子,热闹得像过年。杨老师甜酸苦辣的代课生涯,就在这钟声里开启了。
新校舍是3间老木屋。没有课桌,杨忠明找来砖头,上面搭木板;没有黑板,就把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刷上黑漆;没有凳子,就从自家和亲戚家一个一个地凑。冬天,刺骨的寒气从没有遮挡的窗户里吹进来,在黑板上结下一层厚厚的冰,每天早晨上课前,他都要先点上一捆草,把黑板上的冰烤化。
老屋渐渐成了危房,杨忠明只得把20多个孩子转移到自己家中,开了整整一年的家庭课堂,碰上雨雪天,铺上一地稻草,煮上一锅饭,留吃留住。
学校是一、二年级复式教学法。每堂课,杨忠明在黑板中间画一条线,前20分钟在这一半黑板上讲一年级的课;后20分钟在另一半黑板上讲二年级的课。一个汉字学完,要再用苗语讲解一遍。
当时村子里的人大多是文盲,700多口人识字的不到20个,家家户户穷得夜里连煤油灯都点不起。为了能让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在6年多的时间里,每到晚上,杨忠明都要端上煤油灯,把20多个孩子的家逐个跑一遍,一个一个地辅导,回到自家时,常常已是后半夜了。
刚刚学会的文字、计算,在孩子们心里打开了一片新奇的世界。他们第一次学会把想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次学会把家里一小捆一小捆用来计算多少斤苞谷、多少只鸡的小竹棍,只用一个数字写下;第一次从课本上接触到大山外面的世界。他们会经常问:“老师,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繁华吗?”杨忠明总是回答:“是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繁华。有高楼、火车、飞机、电影院……”
其实,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多繁华,这辈子,他去过的最远最大的城市是保靖县城。然而,他的描述已足够在山寨孩子的心中播下一片梦想……
大山里的启蒙教育,就像刀耕火种,艰难而充满渴望。一人一校的复式教育,杨忠明坚持了23年。直到2004年,随着自然村的合并,排捧村小学与原邻村的两个小学合并成为包括一至四年级的“片完小”。公办老师依然派不下来,只得从邻村又请来两个代课老师,杨忠明兼任了校长。
学生多了,操心的事更多了。
为扩建修缮校舍,杨忠明带着100多个学生家长,挑石头、背沙子、挖地基,千辛万苦。房子起来了,却短了上瓦的钱,他把自己当月刚刚拿到手的已经是每月500元的工资,全部买了瓦。那个月,他家里吃了上顿找下顿。
2007年冬天,吕洞山区遭遇特大冰冻,冰雪堆到3尺高。有家长提议,课停几天。杨忠明摇头:“不能误了孩子!”
他每天天不亮就往各村里跑,把那些年幼的小学生一个一个牵着、背着,接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一个一个送回家。有一次,他背着孩子一脚滑倒,孩子没事,他的腰却摔坏了。躺在床上,急得一夜睡不着,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请全村的壮劳力上路铲冰,可他拿不出钱答谢乡亲们。还是他那大字不认识的老父亲,从箱底捧出牙缝里省下的80元钱,塞到儿子手上。杨忠明让妻子买下肉和菜,请所有出工的人吃了一顿饭。
一种梦想的力量,常常能让人为之赴汤蹈火。杨忠明心里,就是为了一个梦想――用文化把山里的孩子扛出去,用文化把山寨的希望托起来。而他自己宁愿是一把苗寨里的古瓢琴,绷紧琴弦,奏出生命的强音,不惜弦断音绝。
收稻、背矿石、割芦苇,在他用山里人的忠诚和坚韧守望的钟声里,有最伤心的痛
杨忠明做了28年的代课老师,敲了28年的钟,心里最深的一块痛,是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却相继在他敲响的钟声里辍学而去。因为一个字,穷。
在排捧村,杨忠明是唯一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一个月15元钱的工资,他拿了6年。后来陆续涨到35元、200元、300元……直到他做代课老师第27个年头上,拿到了600元。他全家5口人,一亩多地,打下的米吃不过半年,他的工资需要负担一家人吃穿用所有生活开支,而他还要经常拿出钱来,为那些家庭更穷困的学生买作业本、文具盒、书包等等。
穷,是这座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给予这个小山寨的无法逃脱的底色,在这底色中,作为一个工资微薄的代课老师,注定了同样无法逃脱的窘迫与艰辛。
一次赶集,11岁的女儿看到别人家的女孩都买新衣服,也想穿新衣服。一件新衣服不过10元钱,可她妈妈手里攥的票子数来数去,刨掉油盐酱醋的花销,只拿得出2元钱给她买了一件人家穿过的旧衣服,搂着女儿,妈妈流泪了。
生存的压力,让杨忠明在做老师的同时,一辈子没有离开一个农民的角色。每一个暑假他都要跟上一群村民,背上行囊,去长沙附近的郊县当“稻客”,替别人收割稻子,一亩地80元,一季收下来,能挣到400多元。
贫穷就像一座山,压得杨忠明喘不过气。看到村里很多人家长年在外打工,日子都过好了,他也曾动过念头放弃当代课老师,凭一身力气,一定能让家里人过上轻松日子。
小他9岁的妻子石金香坚决不同意。在她眼里,文化人是最金贵的,教书先生是最荣耀的。她对自己的男人说:“我没文化,我去打工。你有文化,你要教书。书教好了,不光给村上造福气,日后你转正了,我们也跟着你享福!”
山里的女人心地透亮、刚强,认准的事,就能把自己舍上。这些年,石金香除了耕种好自家的一亩多地,养下一口猪,一头牛,还几乎干遍了所有她能找得到的活儿。
夏天,她和丈夫一起到长沙郊县当“稻客”;冬天,她到益阳湖割芦苇;她还到过镇上的麻辣厂给人家穿麻辣串;最长的一次是与村里人一起去邻县一座矿山背矿石,3年时间,自带米,自搭窝棚,100斤一背篓,走十几里山路,挣7元钱,她一天能背3背篓,挣下21元钱。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窝棚半夜被压塌了,她扒了半个多小时才钻出来,拣回一条命。
那年寒假,杨忠明也赶到矿山帮妻子背矿石。见到丈夫,石金香哭了。哭完,就撵着丈夫回去。杨忠明死活不肯,最后俩人一起背了20天矿石。学校要开学了,丈夫回去那天,石金香把挣下的所有的钱都塞到他身上,带上一句话:“你好好教书,村里孩子要靠你,我们全家等着享你的福!”
石金香盼望的福似乎只是一弯水中的月亮。
尽管做了20多年的代课老师,转正,对于杨忠明,只是一个念想。他曾托人到镇上问过,回话说:想转正至少也得是个民办老师,代课老师不在教师的花名册上。
无缘转正的杨忠明依然尽心尽责地做着他的代课老师。3个孩子,在贫困中相继离开了学校。
杨忠明心里痛得不能碰。“每天早晨站在学校教室前敲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欢蹦乱跳地跑进教室,眼前就会浮现出自己那3个辍学打工的儿女,心如刀割啊!”当他终于说出这句话,泪落如雨。
一天敲14次钟,钟声已化为他生命的心弦,多少苦痛辛酸酿成的快乐与幸福,都在这钟声里了
上课下课,6节课加上早晨和中午两次预备,杨忠明一天要敲14次钟。28年的老钟,钟口已经破损,砍刀磨出了大豁口,可在杨忠明的耳朵里,它们越年久,敲出的声音越美。那份感觉,积淀了太多内心的挚爱。
走进杨忠明和另两位代课老师的办公室,简陋而整洁。刷着白灰的土墙已经剥落,3张破桌子,3把破凳子,墙边烧着一盆炭火。每张桌子上都整整齐齐摆放着学生的作业本,计算尺,备课笔记等等。杨忠明的抽屉里,有一沓“优秀教师”证书,一面墙上是他用树叶贴成的一幅画,几条小鱼在水里游戏,画幅的右上角写着:“知足长乐”。
杨忠明说,这辈子虽然不容易,但快乐最多。
每个学期开学,杨忠明都会给每一个学生量身高,看看与上一个学期相比长高了多少。最后给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总是:“同学们,老师祝贺你们的身体又长高了,但更重要的是你们的知识也要长高,这样才是真正的长大。”
每个学期末发成绩单那一天,杨忠明总会让孩子排起队,挨个把孩子们抱起来,举过头顶,亲亲脸蛋。
全校160个学生,杨忠明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说得出家住哪个村。他爱学生如子,遇上哪个孩子因贫困读不起书,就是苦自己也要把孩子留住。
有一个叫洪富国的学生,上了不到两个月就不再来了。杨忠明家访,得知孩子家境贫穷,一家人连米都难得吃上,顿顿苞谷饭。他对孩子的家长说:“孩子读书有困难,我来帮助解决。明天就让孩子到学校来吧。”洪富国终于在排捧村小学读完了四年级,所有费用都是杨忠明资助的。这个孩子用功又好学,后来一路读下去,现在已经是湘西自治州吉首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28年的代课老师,杨忠明教出的学生已有上千人,有一半多的学生后来都读到了初中、高中,十多个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办公室的抽屉里,珍藏着好几封在外地上学的学生们写给他的信,其中有现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班上学的学生石冬梅的信,信还有一个标题,叫“我在贫困中的生命价值”。
信中说:“我是到长大以后才知道,我的出生地保靖县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教育的破败状况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巨石,这就是我的家乡。而我的幸运,是我从小走进了排捧村小学这个知识的摇篮,摇篮摇得很好,在这个摇篮之中的日子,我铭刻肺腑。杨老师,您说过的那许多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老师的恩情无以报答,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用自己学好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
杨忠明把这封信读了好多遍。他感慨道:“这个孩子说得多好――贫困中的生命价值。排捧村小学这个摇篮,就是要让更多的贫困中的孩子懂得并创造出生命的价值!”
创造出贫困中生命价值的,更有那些读书后依然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轻人。35岁的村支书石荣珍就曾是杨忠明的学生,他高中毕业回到山寨,和寨子里的青年人一道,给大山注入了祖祖辈辈不敢想像的活力,修路,通电,引水,用科学技术种庄稼……
日子就像山里的泉水,流去再不回头。
杨忠明把一生的好时光洒在了排捧村小学,人已老了。
说不清从哪天起,他的眼睛花了。去年在外打工的大儿子给他买了一副老花镜,他很喜欢:“我要教到视线看不清东西为止。”
近两年,他的胃开始闹疼,有时讲着课,那疼就来了。疼得厉害时,就用课桌的一角顶在胃部,接着讲。有几次,他疼得实在是站不住,就躺在教室旁他的一间简陋的宿舍里,把孩子召集在床边,坚持把当天的课讲完。看到老师痛苦的样子,许多孩子都哭了。
采访中的一天,正遇上杨忠明在教语文课中老舍的一篇文章《母鸡》。几十个脸蛋被大山里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孩子高声朗读着:“它负责、慈祥、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因为它是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
泪,无声落下。
杨忠明这一辈子的角色,不就是排捧村小学的“母鸡”吗?
夕阳如血。
杨忠明走到教室外,敲响了排捧村小学这个学年的最后一次钟声。
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材料显示,十多年前,全州有上千人的代课老师,到2009年只剩390人,大部分是这两年清退的。杨忠明所在的保靖县水田镇,目前还有11位代课老师。
春暖花开的时候,杨忠明还会站在这里,敲响新学年的钟声吗?(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新闻背景
“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指没有事业编制的代课人员。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代课人员达到300多万名,占全国中小学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曾经是农村义务教育的中流砥柱。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严格教师资格条件,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逐步清退代课人员”。
2006年3月,教育部表示“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把余下的44.8万名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截至2008年底,全国公办中小学代课人员已减少到31.1万名。
2010年1月,教育部有关人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代课人员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应当说,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情况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努力。我们不能否定代课人员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劳动,更不能简单地让所有代课人员离校回家。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义务教育法要求切实负起责任。
目前,广西、重庆、广东等地在积极解决代课人员问题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如广东两年内省财政拿出20.7亿元,通过采取分批考试、免费培训、招聘和转岗结合等多种方式解决代课人员问题。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