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胡三省赞司马光主撰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历史的“长河”,他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为充其量而已。”今由张岂之先生任主编、刘学智教授任副主编,组织十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古籍文献等领域学有专长的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统摄融合了“学术史”和“思想史”两大方面。所谓“学术史”,指的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说史;所谓“思想史”,指的是学说中所蕴涵的思想观念的历史,包括史学、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文献学、目录学、谱牒学等等的历史。这种综合性著述内容的确定,既避免了学术史的主题泛化和思想淡化,又克服了分门别类地从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学思想、美学思想、伦理思想等某一个视角研究中国思想的狭窄化。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与思想以及思想的各个门类能够从综合、整体上予以呈现。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是一部以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全貌为叙述和研究对象的编年体著作,它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逐年论述了自殷周之际迄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约三千年间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重要活动、重大事件、主要著作和重要思想观念,同时也对同时期域外学术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重要著作、重大事件、重大影响等择要予以介绍。历史线索连贯、明晰,史事标目准确、鲜明,叙写内容丰富、突出,文字表达简洁、严谨,文献引证翔实、切当。在纵向的每一历史时期中,又横向地论述了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史学史、文学史等学科内容,特别是突现了儒、释、道学术思想演变主题,形成了以历时性为基线的经纬交织结构。它使读者既能系统地了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演进历程和学术承传,又能全面深入地了解某一时期某一年代的学术思想全貌。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重要体例之一,《资治通鉴》是其代表性著作,以这种方式编撰学术思想史能够真正呈现其发展、演变历程和其在每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因而具有典型的历史性和浓郁的历史感。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创造性地把史事叙述与文献编纂、资料文本和史实考辨、逐年记述与时代概述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著作形式上就是:每一分卷前有该时代的“学术思想概述”,包括“先秦学术思想史概述”、“秦汉学术思想史概述”、“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史概述”、“隋唐五代学术思想史概述”、“宋元学术思想史概述”、“明清学术思想史概述”;每一年分条目之下分“述要”、“文献”两部分,相当多的条目中还列有“考辨”。例如,先秦卷中关于孔子与老子的五次会见,既在概述中作了全面论述,又在每一次会见的年代中具体叙述,在具体叙述中首先列举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证据,接着在“考辨”中详细考辨了会见的时间、地点和讨论的内容。并对学术界的各种观点作了评析。这种有总有分、有述有论、有考有辨、有征有断的研究方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科学精神。
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程。七十多年间出版的研究著述可谓硕果累累,提出的学术见解可谓众说纷纭。在这种研究历史背景下和学术积淀基础上,要著述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并能自立于学林的综合性的大著作,不仅要在资料发掘、编纂方式、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拓展和前进,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学术观点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这一点上,《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也有其重大贡献。该书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著者的独到见解,主要表现在:1、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及每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时代特征、思想主旨的理论探索;2、重要思想家、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的论析;3、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的内容、观点的归纳和评价;4、同时代不同学派争论的问题及其实质的分析;5、重要思想家、重要著作、重大事件的历史年代的考证、确定。在这些方面,著者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学术创见的提出乃是以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文献为依据,以对学术界已有的代表性学术观点的评议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了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实证性和科学性。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作为一部历史跨度长远、文献资料繁多、学科领域宽广、学术幅度复杂的巨制,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如各时期的学术思想概述的体例、角度、方式不完全统一、有些史事“考辨”的内容和写法特色不够鲜明(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补充,或是对史事的说明,而未作考辨)、一些条目的标题尚欠准确等等。特别是作为学术思想重要社会背景的重大社会经济、政治事件多付阙如。尽管如此,《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仍是一部特色鲜明、形式新颖、内容渊博、观点独到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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