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江永女书自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体系被发现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女书作为一种生活语言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因为在中国如今的教育体系中，女性再也没有必要像祖辈们那样通过女书进行秘密沟通。对于女书，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首先要明确女书的深刻内涵，将女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民俗文化体系来传
一是明确女书的深刻内涵，将女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民俗文化体系来传承。女书无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复杂的文化土壤，当地汉族瑶族杂居，楚风瑶俗交错，古为楚越文化拉锯之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江永女书表现了一种纯粹的女性文化，它的发现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生机，同时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价值。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却面临一个困境：那就是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却是以文化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因此，对女书的考察研究，应更多置入这种多元文化状态背景。
在这一背景下，女书的传承绝不是几个女人在一起学写几个女字的问题。它有一套图文并茂的符号体系，有一套相适应的民俗文化体系，有它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要将女书的传承与江永的节日文化、女红文化、民族歌舞习俗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考察了当地的节日及其历史传承后，湖南省永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赵荣学曾断言：这些节日产生的时候，也可能是女书萌芽的时候；这些节日最兴盛的时候，也就是女书最流行的时候；这些节日冷落的时候，也就是女书走向衰亡的时候。同时，女书的形成也离不开中国女红文化的大背景，离不开岭南一带特殊地域文化的孕育，也离不开中国各民族妇女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女书与女红之间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分的。古代的女书传人，将女红纳入女书，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女书文字；又在女书文字的应用中融入女红，通过书写、绘画、唱、剪纸、刺绣、织锦的方式将原来枯燥的文字习读活动演绎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并绵延了数百年，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世界创举。
二是要确立女性在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义者伍尔夫发现所谓妇女“低劣”、“无能”的本质特征是由于她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低下，被剥夺了受教育与接受知识的权力所造成的。因此，女人被驱逐出了作家与社会历史的行列。社会不平等造成了两性差异，而性别差异又成为性别歧视的根源。所以，伍尔夫追求妇女的权力，她说：“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如此看来，一个文学现象的产生和传承，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要确立自己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意识。像班昭那么伟大的女性，她在临死的时候就说，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但却“无一字是为自己写的”。而女书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在男权社会中建构起一套女性自己的文字体系。
女书是一个典型的由一代一代的女性创作和传播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她们自己对儒家正统文化的建构。这种建构既类似于精英正统观念又总是与这种正统观念相区别。尽管女书所涉及的不是史诗般的英雄和国家大事，而是关于私人空间的生活。即使一些女书作品传播传统的儒家准则，也丝毫不会贬低其价值，因为女书最纯粹的分离在于自晚清以来与儒家大一统的整体结构的分离。正如女性主义学者骆晓戈所说：“女书的写作抛开了传统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她充满悲喜之情，聚散之迹，单刀直入地是对礼教的批判，涉及的是妇女生殖以及生离死别的主题。女书的写作超出了传统女性写作狭小的个人情感圈子，她们不写‘闺怨’、‘思妇’，不写女子不得金榜提名。而女书中大声疾呼的是‘已是朝廷制错礼，世煞不由跟礼当’，这使得女书写作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是让具有性别视角的女书研究者有机会参与女书文化保护工作中。具有性别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揭露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正因为考虑到已有的研究成果与文献都是男性思维下的产物，所以女性主义人类学主张对之持质疑的态度：“所谓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皆是特定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下所建构的阅读与话语，女性主义方法学的目标是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过去主（研究者）客（述说者）对立居高临下的精英霸权，让述说者在研究过程中最终得到力量与发言权，彻底改变研究者以客观主体自居并驾驭述说者及研究过程的‘上下’、‘主客’二元权力模式。”“让弱势族群成为发声主体”。如此，才能确保女书文化不会走偏。在谈到我国古村落开发时，冯骥才认为，古村落开发必须要有规划，上级政府部门必须负责规划审批，承担相应责任。上级政府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可以组成专家组，对规划进行论证，在开发过程中，专家组必须进行监督。同时，政府不能把古村落交给开发商就完事了，当开发商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要请专家组分析解决。而江永女书的记录与保护如果缺乏这类专家，无疑将会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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