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中，赵文化是一枝艳丽的奇葩。从赵襄子立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从慎子说法、荀子论礼到公孙龙辩名，这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片段，总能激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杨金廷、康
赵文化是以战国时代的赵国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李学勤先生站在欧亚学的角度观望赵文化的兴起，认为赵文化是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出开放、进取、包容的文化精神。宣兆琦教授透视赵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指出变革、法治、侠义是赵文化的基本精神。刘宏勋教授从赵国的历史经验中寻觅，认为赵文化的特点包括尚贤纳谏的“人和”风范、开放争雄的方略、法德合治的国策、任侠重义的美德。这些对赵文化的特性解析，已经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荀子、公孙龙作为战国时代儒家、名家的代表人物，为赵文化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课题。董林亭、张润泽教授从考察荀子“游学于齐”入手，说明荀子的文化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稳健、内向、务实、严谨的“君子”型性格，二是激进、豪放、热烈、外向的“斗士”型性格。这种双重组合的文化性格，体现着赵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所以，与其把荀子与荀学称为“齐学”的代表，毋宁将之称为“赵学”的代表。高海波博士借助语用学原则，分析荀子、孟子“人性”的概念，认为荀子对“人性”的理解是一种现象主义的思路，近乎“存在先于本质”；孟子对“人性”的理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近乎“本质先于存在”。正是对“人性”定义的分歧，才导致“性善”与“性恶”的争议。这种基于比较研究的论述，加深了对荀子思想的理解。
庞朴先生作为公孙龙研究的专家，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认为过去对公孙龙的评价需要更正，因为简单地把公孙龙归结为诡辩派，认为诡辩派是一种反唯物论、反辩证法的思想，其实对问题还没有理解。像“鸡三足”之说不是知识而是智慧，能把一般知识转化为智慧，说明公孙龙的思想了不起，需要重新作出评价。对此，方尔加教授高度重视，认为庞朴先生重新评价公孙龙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把生活实际作为与公孙龙对话的基础，设身处地地体会极端性命题，用现代照市场经济的语言解读“鸡三足”，从而获得较深刻的认识，使他的公孙龙研究再次走在学术界的前列。
赵文化虽然不等同于赵国文化，但它的成熟有赖于赵国的强盛，仅就一种文化的生存状态来说，赵文化研究离不开赵国史研究。孙开泰先生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视赵武灵王的改革活动，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思想来源于晋国新田文化，继承着新田文化的法治传统，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始使用大规模、正规化的骑兵，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方式，同时正确处理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的关系，开创了汉民族学习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先例。宣兆琦教授透过赵文化的变革精神，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普遍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深刻的变革思想，体现在“利其民而厚其国”的政治目的，体现在赵武灵王超人的智慧和勇气。这种考察历史的政治视角，有助于拓展对赵文化的认识。
在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宝藏中挖掘文化资源，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董海林研究员论述赵国的兴亡，从中找出三条治国经验：改革则兴，守旧则亡；人才兴邦，庸才误国；团结兴旺，分裂必败。其中选人、用人问题，既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更是国家兴盛的保证。张建华编审等考察蔺相如的为政事迹，主要植根于他的为人品格，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为人低调，为政严谨；为人恭让，为政简约；为人精细，为政稳健；为人厚道，为政宽宏；为人忠义，为政坦荡。这里把为人与为政相结合，来阐发蔺相如的人格魅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总而言之，《赵文化与华夏文明》既有宏观的文化解析，也有微观的历史考证，还有学术研究的综述，更有相关会议的纪要，藉着大量的学术观点和信息，谱写了赵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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