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下雪了！平白无故地下雪了！我是说，我怎么也没想到，2月25日了，下起了这么大的雪。雪片好像不是一片一片飘下，是一朵一朵坠下。

梦溪(作者爱人)下午四点在哈佛燕京有个演讲：《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

那是我想象中的雪中开会的情景。其实会议室是满满的人，最后一个人没座位了，只好高高地坐在沙发间的茶几上，好像突起了一只虎牙。

有时候一只虎牙如同点睛之笔，带来些许活泼，些许生动。这只虎牙，使会场有了立体感和动感。

梦溪讲晚清以来，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新的高峰期，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讲陈寅恪的家世与情感，讲他的深沉的“家国旧情”，讲他对明清到民国的“兴亡遗恨”，讲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深度。这是做学问的通达之路，是独立精神和通儒大家所立的风范。这几年国内学术的拓展，与承继王国维、陈寅恪的传统不无关系。

杜维明插话：可以通到剑桥来。

窗外，大雪丰厚地、清洁地堆积着，积雪圈定了学术的纯洁与独立，积雪又演绎了学术对人类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关怀。学术独立的百年情结，对学术前辈的至诚至敬，像晶莹的白雪，净化了、升华了今人的心境与情境。

我知道梦溪会讲好。但是主持人杜维明先生和学人们的提问，还是叫我吃惊他们怎么一个个全是饱学之士？晚上七点钟，又来到杜维明家里围坐下，探讨儒学问题。一屋子饱学之士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

一只只包放在地上，茶杯放在地上，当然，还有脚放在地上。对，是脚，不是套着脚的鞋。进杜维明家本不须脱鞋，但今天每双鞋上都是雪。雪，塞进鞋底的一道道凹槽里，堆在鞋面上，掉进鞋帮里。这是波士顿今年最大的一场雪，好像老天存心要考验学人们求学的诚心和定力。我数了一下脚，15双。

客厅有两面落地格子玻璃门和一面格子玻璃窗。从门从窗看出去，厚厚的雪压在松树上，地面上，屋顶上。洁白的世界里，一盏盏灯越发地金黄温暖。那灯底下的人，或许在唱圣诞歌？从哪个角度看出去，外面都像一张张美丽吉祥的圣诞卡。

不过不是圣诞节，是文化节，是哈佛燕京的学人们营造的中国文化的节日。杜维明点燃了壁炉。望着壁炉美丽的火苗，学人们更加忘情地忘我地走进瑰丽的学术世界。

我不明白有的学人思想怎么会这么连贯，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打印机打出电脑里的文字稿。我不明白两位女性学者怎么这么有士大夫的饱学和关怀。这一屋15人，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巴黎来的，英国来的，和哈佛本校的。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就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资源。一位台湾女教授，右边的短发老是从前额搭下，遮住半张脸。我想她经常埋在书本里，头发吞没了脸，如同学问吞没了她。

和一屋子饱学之士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中文比英文难懂。因为英文只是夹杂在中文里的短短的点缀。Thehistorymoment，是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只是，我不知道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一探讨学术，他们一个个人都历史一样地深不可测。他们讲的话，每一个字，我是知道的，只是合在一个句子里我就不懂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广告语，好像说女人要由里而外地美丽，现在我是由里而外地专注。此刻我的外表也一定非常历史，恨不得一开口就说古汉语。

我的内心，尤其地激凌起来，恨不得像打苍蝇那样去捕捉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对不起，这个比喻太不得当。事实上我尊崇这一屋子的每一个人。而且深感文学的浅薄和学术的浩荡。只是，今天我突然不懂中文了。

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呢？我怎么也不能把我捕捉到的话连贯起来：学术和学术生命的活性――历史的此岸性、此刻性――中华民族的再生――两岸三地的互动，学术界良性循环的曙光――东西方价值取向重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儒学的十年机缘――提供机缘本身是极大的挑战――错过十年，我们就变成西方文明的消费国――儒家理念向外部发展的空间――softpower软性力量――儒家伦理和在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能发出的声音――儒学重在身体力行的――知识群体的独立和尊严――今天的儒学必须包括科学――中学西学的微妙混合――市场化社会对儒家的消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配置――儒家的带有宗教性的情怀――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们不开创空间是我们的失职――21世纪是不是还有只做中国学问的奢侈――美国国会请杜维明讲《论语》――世界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发什么言？

我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从晚上七点到午夜了，学人们还在抢话：“我插两句。”“不好意思！”“你先说！”这次的讨论杜维明的秘书录了一盘又一盘，后来他干脆和录音机一起坐在柜子上。

杜维明家的狗看这么多人也没人理它，来回在学人跟前穿来穿去，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这里有一屋子的学界骄子和一个凡夫俗子，那么这条狗就可以检测出来――注意力竟然被狗牵动的那个人，准保是凡夫俗子。It’sme，是我。

这场壁炉前的讨论，可以讨论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经是明天了――已经从晚七点到午夜了，快到明天凌晨了。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壁炉里的火，杜维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刻――一个夜晚对于一个世纪来讲，自然短暂，在杜维明家一个壁炉前发出的声音，有如世纪般地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哈佛东亚系主任，捡起别人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吃

1999年2月14日，电视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鲜明的字：It’sover。过去了。克林顿的“外传”，从任何方面都写到了极致，话剧在演出，电视在搞笑，集美国文化之大成。不过未必有人来细析这个折腾全世界这么久的故事，因为，It’sover。人们提着精神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只是现在进行时，只是过程。一旦over，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就觉得，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

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初一，这天是阴历二十七，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过年。那得多少人呵？100多人，有人说。不到100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80多人。他楼上楼下地数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一些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探讨。

总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看录相――好莱坞的卡通片《木兰》。这部卡通片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达2300万美元。影片为中国的花木兰注入了美国电影文化的卖点，更为迪斯尼注入了东方文化的活力。杜维明走来盛赞这部卡通。我想，《木兰》里忠孝两全，那是儒家文化的好莱坞式的弘扬。

杜维明家的春节Party，那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各国来的中国人，有会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妇女，那么情真意切地对我说起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领养的时候，那女孩才4个月，现在已经12岁了。女孩小时候可漂亮了，现在也漂亮。她掏出显然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女孩的照片给我看。她说女儿就是不肯学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带她到中国走走，一定要让她会讲中国话。她说着双手捂胸，好动感情！杜维明说，这是个过程，到一定时候她自己就会想学中文。

波士顿有好几百人领养中国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上，前边走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中间是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女孩。她一手拉着美国妈妈，一手拉着美国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长长的黑袜子，嫩黄的羽绒服，长长的披肩发。这个生动可人的背景叫我爱得不行。她的美国父母一边走一边弯腰和她说着话，更是把她爱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去探究为什么波士顿人领养中国女孩成风。我想，“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波士顿这些小木兰的美国父母们自己组织起来，呼吁波士顿的中小学开中文课。那位对我倾诉的美国妇女，那么希望我去她家作客，她给我写下了电话、地址、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太爱她的中国女儿，看见中国人就像遇到亲戚似的。

那些日子我竟是安排不出时间去。我想，下次，下次，会有下一次的。我想，等我去的时候，她的中国女儿一定已经会讲中国话了。

在波士顿，在哈佛，很有一些不愿学中文的中国孩子，更有通晓中文的外国朋友。杜维明家的Party上不少“老外”（当然，在这里不知道他们是“老外”还是我是老外）用筷子，都比我强。这个80多人的中式自助餐,几乎是个筷子Show。

杜维明常讲善缘。我想，“缘”和“圆”同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圆吧。在这个Party上，因此有了这么圆圆满满的中国缘。

杜维明是最后一个端了盘子去拿菜的。那时长长的餐桌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一个饭粒。

我是说，他的视象，放大了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

他捡起这个饭粒放进自己的餐盘里。当时，80几个人也不会有人看到这个细节，除了我。

没饭吃的人捡米粒那是当然，哈佛东亚系主任在自己举办的Party上捡米粒吃，那就令我震撼了。

那么多的菜吃也吃不完，怎么就先捡饭粒吃？这个时候，比起他在大教室演讲更像一个儒家文化的布道士。我想起杜维明爱讲的内化，他是把学养内化进人格里了。

1928年以来，号称百年以来，杜维明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个华人系主任。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改变一个格局。壁炉里的火，热烈又并不张扬地燃烧着。窗外，风雪装扮着新英格兰的红砖墙，一簇簇金黄的灯火，好像一个个雪地里升起的壁炉……

后来，不久前，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叫：杜维明。

也是不久前，2010年1月4日《文汇报》报道，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10年?长6倍，2008年世界各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达20万。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4年送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有超过51500名学生在学中文。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耐尔大学、牛津大学等40多所全球顶尖名校纷纷设立分部。

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本文照片为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中英文著作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贡献，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