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坛就开始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系列话题，到了90年代，一些作家又提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及至2000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热兴起之后，我们日渐清晰地发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之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之性格的文学成为
事实上，这样一种文学视角始终是一些一流作家的书写理想。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寓言的方式书写了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行将消失的历史。当然，这样一种视角不一定非要写伟大的人物和其生活的历史，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些普通人和特定的历史写出伟大来，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普鲁斯特甚至用一个年轻的有限个体的普通的生命视角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广阔甚至伟大。
但是，假如用这样的视角来进一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们就会失望地发现，能够承继和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翻遍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会发现，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的革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取、对传统文学美学上的继承是明显的，且产生过几次讨论，形成了一些派别，这样的作家有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沈从文、朱光潜、朱自清、张爱玲等，流派有新月派、语丝派、京派等。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仅仅能从有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传统文学精神的光彩和脉络，他们大致是孙犁、汪曾祺、阿城、陈忠实、贾平凹、李锐等人。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生动的部分，受儒释道三教精神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质感的文学作品。儒家的积极入世、孔子及其他圣人的人格感召以及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仁义精神影响下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屈原的《离骚》与《天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史诗般的宏阔、庄严的品质，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同样也极具理想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写实性和道德色彩。道家的形而上哲学、终极追问的传统以及守静、守雌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歌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诗人或作品一般都有浪漫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宁静和空蒙之感，到后期有感伤色彩。佛教的影响相比较小且较晚，但仍然影响了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伟大诗人和作家，同时产生了《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当然，三种精神特别是儒道两家源自中国“上古道术”和本土体验，往往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激荡中，这些文学精神以及文化哲学精神不仅成为古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产，而且应该是我们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由于极左思想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致使这一“命脉”几近中断。但在百年之后来反观，这段历史也恰恰成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一段阵痛。这使我不禁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时期怀疑和背叛信仰，随后迷失，但最终他又重新找回信仰，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上帝永恒之精神融为一体。形象地说，中国人是否也走过了这样一条寻找的道路，现在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呢――虽然这种回归绝非是一种线性的回归，而是以其为原点的广泛融合？
由于缺失传统，“五四”以来的文学始终在以“五四”为原点的小传统中行进。民主、平等、科学、友爱等主题，始终是“五四”前后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精神向度，但是，由于缺失了传统，中国“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处于不自信的状态。这可以从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信中和新时期先锋文学的进程中看出来。鲁迅在信中评价当时中国的作家们普遍地没有资格获奖是中肯的，因为当时的文学处于“拿来主义”的实验文学，还不成熟，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处于劣势。而先锋文学首先就是在一种反叛中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他们学习西方各种文体，在文体上首先革新了中国的文学，给当代文学带来新气象，但是，很快批评家们就发现他们是“拿来主义”者，于是，将他们冠之以“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由于仅仅学习了文体这一皮毛，没有文化上的自信，以及自信的读者，于是，他们很快又一一退场。在先锋文学之前，也曾出现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阿城的《棋王》等极具古典审美意境的小说，但由于数量极小，很快被归入寻根小说等行列中被淹没。在先锋文学退场后的1990年代，出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柏慧》、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先锋小说的地位，而且长时期地被关注和评论，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有意续接了中国传统文学精神。
《白鹿原》真正的贡献在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自“五四”以后第一次得到张扬，它续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因此，一些批评家认为，整个新时期长篇小说值得重读的经典不多，但《白鹿原》可算作一部。事实上如此，在《白鹿原》所描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礼教统治着人心，这是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真实。即使在今天，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是在传统的礼教道德支配下生活，还存在男尊女卑、礼教束缚人的现实，但是，《白鹿原》让我们又一次质疑，如果人与人的交往不讲求仁爱和信义，夫妇之间没有了忠诚和贞爱，家庭长幼之间不能以礼相待，人独处时不能慎重对待自己，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伦理观念？如果没有了这些伦理观念，是否人人都会变成鹿子霖家一样（以失败而告终，这与《百年孤独》的结尾一样）。从历史上来看，人比动物高贵就在于有伦理和道德，如果没有了伦理与道德，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分别？于是，《白鹿原》留给我们的问题便是：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传统儒家的伦理观念？如果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儒家？如果不需要传统儒家的伦理精神，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史铁生则在《我与地坛》中营造了一种类似于《红楼梦》大观园荒弃之后的感伤景象，同时还有庄子式的质疑。在这篇长篇散文中，道家式的终极追问处处设置，加上寂静而荒芜的公园，使这篇散文充满了自明清以来中国文学中弥漫的感伤气氛。其实，作者并不完全是感伤的，他常常似乎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和阳光，所以荒芜中透着一种欣然。这是一种古典的诗意，因为这种诗意，这篇散文久久地抓着人心。这种美学意境并非教条地学来的，而是思考和体验所得，其中，渗透在作家生命中的文化基因也许是作用之一。张炜的《柏慧》等作品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它张扬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文人精神，这种精神缺失久矣。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之争，2000年以来关于“当代文学是否垃圾”之争、近两年来批评界批评中国作家普遍失语与一批作家的自我辩护、文学是否活着的争论等事件说明，作家们正在痛苦地思考、选择和慎重地发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文学市场的干扰、转型期整个社会的道德重构以及与世界文化交融中的混乱都影响着当代作家的精神状况，给他们的写作带来种种困难。在这段时期，我们看到，一些作家、诗人开始转向历史写作，重构历史、虚构历史成为热点。在向历史迈进的过程中，张炜在《柏慧》中所探讨的关于自然、生活、生命、爱、友情等主题，特别是他一直追问的道德大概代表了一些作家的心声。
中国古典文学虽然被批评为载道的文学，但是，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心怀天下、独善其身、为生民代言、追求圣人之境、视功名若粪土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作家们的榜样。今天很多作家一听到道德二字便会破口大骂，仿佛这世界没有了道德他们才高兴。这种悲剧在中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成为伟大作家的条件之一便是独立的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在一个缺少载道功能的文学世界里，价值被完全取消了，文学也失去了方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仁义”道德、善的精神、安贫乐道的生活观念以及牺牲精神等正面精神便无从张扬，相反，道德的混乱，价值的丧失，世界观的虚无使很多作家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没有判断能力，也就失去了重构的能力。这正是当前作家们的困境所在。
最近几年，由于《百家讲坛》和《光明日报》国学专版等媒体的大力倡导，以及大学和出版业的兴作，中国传统文化热已经兴起，但在文学上还处于温化之态，还没有让人激动的作品出现。这样的作品定然是应运而生，但当代作家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对中国传统的发扬与继承在今天已经不会是一种线性的方式，而是综合的，但是，只有回归到传统，而且是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我们也许才能找到自信的宝藏，也才能够找到我们的根。因此，我们需要一次回归传统、反思传统、重构传统的大叙事。在这种大叙事中，我们需要去重新认识中华民族古老而伟大的传统，需要对文化之根的深切认同，这样，我们也许能找到久违了的民族情怀，能找到失去的自信和自豪。也只有找到这样的根，我们才可能把民族的伟大情怀与文化传扬给世界，否则，我们拿什么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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