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性支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的大背景下,2009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从古籍整理出版、古籍文献研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等三个方面加以总结,以见2009年古籍
一、古籍整理出版情况概览
2009年的古籍整理出版硕果累累,在品种上许多古籍精华得以整理出版,在质量上许多高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得以刊行,具有重要文化传承和积累价值。
一是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中华大典》作为国家的特大文化工程项目,截止2009年已累计出版61册12733万字。其中《哲学典》(16册3119万字)、《文学典》(23册5400万字)全部出齐,其他如《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3册604万字)、《编年分典・隋唐五代总部》(2册300万字)、《宋辽夏金总部》(2册370万字),《医药卫生典・医学分典・基础理论总部》(2册320万字)、《医学通论总部》(1册250万字)、《诊法总部》(1册200万字)、《针灸推拿总部》(2册400万字)、《儿科总部》(1册250万字)、《药学分典・药物图录总部》(5册900万字),《历史地理典・域外分典》(3册620万字)等也已相继出版。
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2009年度凡立项132项,补贴金额约2000万元,其中特别重大项目2种,重大项目12种,重点项目29种,一般项目89种,为历年来补贴金额最多、力度最大的一年。本年度项目资助的重点是那些具有较高版本价值、在整理的方法上有所创新、整理成果有所突破的,具有重要文化传承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同时更加强调项目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意义,突出专业性、计划性与规划性。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为了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正组织制订“2010-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切实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和效率。另外,《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完成及进展情况比较顺利,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二期业已启动。
二是一般古籍整理出版情况。与往年相比,2009年一般古籍整理出版的数量有所增多,种类繁富,其中许多古籍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文献版本的价值。
思想史类的古籍,在近年来的古籍出版中尤具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和《理学丛刊》。《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不仅选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时代跨越长,可满足不同时段思想史研究者的需要;《理学丛刊》涵括了宋、明、清三代理学大师的主要著作。其他如《易学典籍选刊》(中华书局),《历代禅林清规集成(全8册)》(中国书店出版社)等也颇有影响。
史地类的古籍,史料汇编如《食货志汇编(全二册)》([日]松崎鹤雄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要史籍如《三国志集解(全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地方文献如《康熙顺天府志》(阎崇年校注,中华书局)、《湖湘文库》(岳麓书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等,都是该年度史地类古籍整理出版的代表性成果。
文学类的古籍,颇有影响和特色的是中华书局的《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近代文学丛书》,本年度各有数种面世。此外还有以下几种古籍值得注意,文论类的《历代诗话丛书》(凤凰出版社);历代词曲类,《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篇)》(俞民为、孙蓉蓉编,黄山书社);楚辞研究类,黄灵庚《楚辞章句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书目类的古籍,其中属旧目整理者有《郑堂读书记》(清・周中孚著,黄曙辉、印晓峰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清・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中华书局)等,属新编古籍书目者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地方志书目》(中华书局)著录该院所藏数量庞大的古籍方志,是一份宝贵的古籍遗产档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全两册)》(南京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分经、史、子、集、丛五部著录了6万种13万部善本古籍。
另外,意在文化普及与海外传播的古籍图书,主要有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系列图书的出版,至于面向海外传播的则以中英文对照的《大中华文库》为主要代表。
二、古代文献典籍研究综述
本年度的古籍文献研究,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古文献学的方法在诸多传统学科受到重视,有关研究的论著不仅数量趋增,而且学术观点也有创新,研究方法更注重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交叉研究。
一是文献学综论性研究。古文献学是在现代学科框架下重新建构的传统学科,其学科体系、当代意义等一直是人们思考探讨的问题,杜泽逊《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于峻嵘《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当代价值谫论》(《社会科学论坛》第4期)等文章,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文献学的方法在中国传统学科研究中的作用被更多学者认可和应用,为了积极推动这一学术现象,《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开辟了“文献与考辨”专栏,集中发表了傅璇琮、杨牧之、刘跃进、廖名春等多位专家学者的一组古籍文献及方法的文章,或通过文献考释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论述古文献学在当代的新内涵,或介绍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古籍整理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郑杰文在《也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辨伪和古典文献的利用》(《文学评论》第4期)一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以“考辨为先”、“扎实考证”、“作品会通”、“文献实证”等传统研究方法为基础,灵活吸取西学研究方法中的可用成分,以此来建构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新体系,进而重构东方学术研究的体系。钱志熙《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学分析》(《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将镜铭文本纳入汉代韵文研究,视角独特。包和平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少数民族的文献、目录及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少数民族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工作的基本知识。
二是文献学史论。张涛《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认为肇始于宋代的易学考辨对传统经学史、易学史乃至辨伪学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立洲《〈归藏〉在汉、魏两代的文化史意义》(《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认为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说明了该书是由秦而汉、魏流传不绝,巩本栋《论清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认为明代的藏书和抄书为宋人别集的传播和清人对宋人别集的整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对二十世纪小说文献学的发展演进做了梳理归纳,对其发展历程、研究状况及特点进行了考论。
三是古文献考索。有些古籍的成书年代、作者、真伪及文本演变等情况相当复杂,因此有大量的考论文章问世。如梁韦弦《关于〈易・明夷〉六五爻辞之“箕子”的异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通过有关文献的综合考辨,认为尚秉和将《明夷》六五爻辞中的“箕子”释为“孩子”所指为纣、惠栋曾据汉人赵宾此“箕子当作??”的说法来印证孟喜的卦气说皆不能成立。辛德勇《〈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文史》第4期)考证认为,今本“处粤四十九年”定是由“三十六年”讹变而来。杨镰《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第3期)对历来作为善本著录的十余部元人别集,逐一作辨伪研究,对扩展元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实际意义。
四是目录、版本、校勘的研究。此三者是文献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论文数量也最多。古籍目录的论文涉及目录学家和史志、官修、私家目录等类型研究,也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如张固也等、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徐有富《黄侃与目录学》(《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张燕婴《莫友芝与丁日昌的〈持静斋书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等。古籍版本研究的文章也较多,或考辨版本异同,或梳理版本系统,或探讨版本特征,代表性论文如张晖《钱澄之〈田间诗集〉版本及佚诗》(《文学遗产》第6期),郭静云《〈尚书・吕刑〉不同版本及其思想研究》(《史学史研究》第2期)等文。古籍校勘方面以安平秋、张兴吉《〈史记〉校勘史述论》(《文献》第2期)一文影响较大,清楚地显现了《史记》从古本到今本的轨迹,具有《史记》校勘史的意义,并通过《史记》校勘来考察其对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至于对历史、文学古籍具体内容进行校释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五是古籍的辑佚与研究。古籍辑佚首先集中在对当代编纂的《全宋诗》、《全明词》、《全清词》等大型总集的补遗,如周明初、叶晔《〈全明词〉续补――台湾所藏珍稀本明人别集所辑明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3期连载)等。其次是对某部书或某人文集别集的补辑,如武秀成《〈直齐书录解题〉佚文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等。此外,对辑佚学史上个案和类型等的研究总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出土文献是新发现的古代图书资料。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大批埋于地下的古籍文献重见天日,而相应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入藏于清华大学的“清华简”成为2009年度的学术热点,目前有望2010年内出版“清华简”首册9种的篇目已基本确定,其中《保训》篇被最先整理释读出来,为此《光明日报・国学版》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集中发表了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李均明《周文王遗训之中道观》、沈建华《〈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等多篇讨论《保训》简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本年度整理出版的重要简牍成果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包括儒家佚文、记战国楚王事文以及赋类作品共十余篇: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陈?《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简帛文献的研究、考释、辩证的学术论文,而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第四辑)也于10月出版。
二是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地总结了甲骨学研究110年的发展历史;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对安阳“四堂书屋”张世放所藏约400片甲骨文进行辑集整理。而有关的研究论文则涉及到甲骨卜辞的性质、释读与语法辞例等,以及甲骨文所见商代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问题。
三是金文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曹玮主编的《陕北出土青铜器(全五册)》(巴蜀书社),收录陕西省陕北地区出土的870件青铜器;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对所涉铭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总结了在周文化及楚文化背景下的曾国青铜器的铭文特点、地位和作用。
四是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此类成果主要有:西北民族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八)(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文献种类多样、内容极为丰富。萨仁高娃等选编的《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资料(全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有关研究文章220余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李小荣《敦煌道教文学研究》(巴蜀书社)、荣新江《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申国美、李德范编的《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该索引收录英法所藏敦煌遗书(含藏文)约8000多号,涉及研究论著等凡约10万多条。
另外,贾贵荣、张爱芳编辑的《历代陶文研究资料选刊续编(全三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多为前编未能的名家名作,图文并茂,有功学人。
四、结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年度古籍整理出版的数量虽多,但重复出版较高,质量尚不均衡,特别是新释新编的重大成果较少,古籍的对外传播工作亟待组织规划。在研究方面,古籍文献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也不乏新作,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的研究尚无重大突破。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但是研究分歧也较大,有待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还不少。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编写组
执笔:曹书杰杨栋
资料搜集:朱仙林刘书慧王若希牛庆国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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