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的现代知识人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人生轨迹，自幼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少年或成年以后又接受了西式教育。这种经历往往使他们的内心、言行充满矛盾。就傅斯年来说，专意于学术，并进而形成一种“无中生有”的志业――“要科学的东方学在中国”，这显然是新思想使然。但是，近代社会的变化，虽
马亮宽的新著《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充分揭示了作为知识人的傅斯年的治世之心。作者指出，傅斯年的一生，“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时间远远多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就其著述来看，约55％的属于政治时事，就其书信来看，70％以上的属于社会政治。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为抵抗暴敌侵略而不遗余力。面对日益加剧的日本侵略，傅斯年奔走呼号，积极活动各方，竭力对宋哲元和蒋介石施加影响，参与制止了“华北自治”阴谋。其二，为改造国民党政府而出入政治漩涡。尽管傅斯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是他一生的荣耀与国民党的器重和任用不无关系，这也正是他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对国民党的维护，不是无原则的，而是站在改造的立场上，比如他一方面献计献策，甚至应征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致力于建设良好的政治，另一方面又从理想出发，对现实政治不时抨击，讨伐孔祥熙，炮轰宋子文，都在此列。
须要指出的是，傅斯年不同于传统读书人的地方也是很明显的，传统读书人是直接去做官，其实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傅斯年有过许多次直接从政做大官的机会，但是他都统统辞掉，始终保持清流地位，并且这决不是矫情，而是出自真心，比如他为了不应所请，甚至曾不惜准备与当政者“决裂”。可以说，傅斯年用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种现代知识人安身立命的范式。但是，傅斯年并不是不想做官，而是因为当时“做官不能办事”，“行其道”。
从马亮宽的新著还可发现，傅斯年时代的知识人，无论议政、参政或从政，还是专意于学问，他们都有着较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和较大的用武之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社会中心的地位，站在时代的前沿，可入世有为，可超世独立，或者说可显可隐。作者通过人物的政治活动来探析其思想，也提示了一种还原思想为历史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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