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谈到民生领域的改革，被媒体喻为“民生报告”。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再次发表文章强调民生
记者：您如何理解“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这方面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郑功成：我曾将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主基调概括为“优化结构，普惠民生”，我国确实正在从单纯追求财富增长、蛋糕做大的时代进入到合理分配财富、普惠民生的新时代。近30年来，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民生持续得到大幅度改善的30年，是改革开放将共同贫穷的时代送进了历史，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步入了小康生活阶层，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然而，前一个30年改革开放，主要是基于发展不足、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背景，国家很自然地需要将发展目标锁定在如何做大财富蛋糕上，招商引资、效率优先、GDP增长、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财力搞建设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与流行语汇，更是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的基本取向。
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社会发展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民生质量亦未能够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而快速提升。显著的表现在于：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失衡，国民经济以年均增长约10%而持续了30年，还在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罕见的奇迹，但社会发展步伐却异常缓慢，各项社会事业更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短板；二是在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三大基本指标中，GDP增长近100倍，政府掌控的财力增长约90倍（含税收收入、土地收益、国企收益等），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0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仅38.7倍，这表明新增社会财富偏重于积累而非消费，偏重于建设而非民生；三是在不同群体中，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的、灰色的、非法的手段率先走向了富裕，一部分人却未能合理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社会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基尼系数也由当初不到0.3越过国际警戒线0.4而达到了0.496，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其中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达8000多万，这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尽管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扭转上述格局，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已有明显增强，但发展失衡、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有明显加剧的趋势，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要改变我国过度依赖外贸与投资的发展模式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亦要求我们必须走民生为重、富民优先、扩张消费、协调发展的道路，因此，“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这方面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记者：“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再次强调这一问题？
郑功成：记得在2004年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我就听到过温家宝总理将经济与社会比作国家发展的两条腿，语重心长地谈到过经济发展这条腿越来越长，而社会发展这条腿却越来越短，这样发展下去必定要摔大跟头。几年过去了，腿长腿短的问题依然在沿着原有的惯性发展，虽然局部有所缓解，整体却不尽如人意。其主要矛盾就表现在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福利与服务需求和国家或社会能够满足的程度形成日益扩大的反差，社会组织因发育不良而并未成为与政府、企业共同支撑整个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有效力量，包括就业、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面向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的各项社会事业均处于短缺状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民生质量的改善与提升，而且也限制了就业的扩张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与良性发展构成了新的桎梏。因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腿长腿短问题，其实是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均用专门段落谈到惠民生的问题。此次温总理的文章也指出“当前我国已初步具备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您如何看待这一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惠民生的空间有多大？
郑功成：在这方面，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夸大国家发展的成就，盲目自大会摔跟头；但也不能低估国家发展的成就，低估了成就同样会造成决策失误。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发展滞后与民生改善还不尽如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低估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结果，它导致的必定是继续片面强调做大蛋糕而忽略合理分配蛋糕与优质、协调的发展。200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为33.5万多亿元人民币，2010年的GDP总量预计将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 年人均GDP 达到3603 美元，2010年人均GDP预计将超过4000美元；而政府掌控的财力（包括税收、土地收益、国企收益等）将近10万亿元人民币；上述三组指标足以表明我国的物质基础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相对雄厚起来，“贫穷落后、财力薄弱”无疑不再是中国物质基础的代名词。今天之中国不仅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也不是上个世纪的中国，而是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同时，在物质基础日益丰厚的基础上，普惠民生的空间巨大。例如，在国民财富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目前仅占40%左右，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到55%左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而劳动报酬的提高当然会直接惠及民生；在财政支出中，尽管近几年来投向民生领域的公共资源在大幅度增长，2009年的增幅即超过了30%，今年又继续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但依然不够，如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目前仍然只有12%左右，未来占30%左右将是必要且合理的，因为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家财政的公共性、福利性主要体现在惠及民生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上。可见，惠及民生的空间巨大，国家需要做的不仅是雪中送炭，同时还要持续不断地锦上添花。
记者：下一步民生改革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突破？
郑功成：温总理所论述的八个问题都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继续做大财富蛋糕的需要，也是强化民生之物质基础、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长期关注民生、研究民生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我曾经概括过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等观点。教育优先、就业优先等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医疗卫生事业与其他社会事业已经起步，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已箭在弦上。因此，我曾经评论过，2009年中国进入普惠民生的时代，因为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理念正在通过若干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这是非常可喜的发展取向。
改革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结构优化不易，包括出口、投资、消费结构，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投资结构、信贷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等，几十年形成的失衡格局要扭转，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合理分配财富不易，现有的利益失衡格局是几十年来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惯性巨大，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异常复杂；三是社会事业发展不易，不仅需要持续扩大投入，更需要打破传统观念与思维定势。因此，我认为，要突破结构优化、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困局，其突破口也有三：一是必须革新发展理念，真正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普惠民生成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指向，让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成为财富分配的基本准则，让公平、正义、共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二是以提高劳动所得和居民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为基本出发点，确立一揽子收入分配改革计划，通过“十二五”期间的努力，多管齐下地将失衡的利益格局和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调整到均衡与规范状态，初次分配是调整重点，而再分配则可以成为优先突破口；三是加快与民生相关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步伐，包括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快速健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和满足城乡居民的福利与服务需求，促使民生质量得到全面改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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