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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如何取得突破性发展

2010-04-07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对话人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

□本报记者王庆环

李重

庵,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出身教育世家,有着26年的任教经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两年。1996年,从大学教授转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后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教育副省长,任职5年。

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价值

记者:当前,中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您认为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对我国的意义是什么?

李重庵:国务院两次关于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指出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认为,“重要基础”是一个很到位的认识、很准确的表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从工业化开始,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首先,职业教育通过塑造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能在总体上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素质。国民素质有政治、道德、思想、文化、行为举止等多个方面。但哪一些国民素质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能够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还是全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这个素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业、精业”,“敬业”包含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精业”包含了从业者的知识、技能、能力水平。在青岛参观德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总督府就会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德国制造”,100多年了,那里不仅一砖一瓦都能用,就连开关、窗帘都没有坏过。在德国,仅仅铺地板这个专业,就要专门学习两年。如果我们每个从业人员都能做到“敬业、精业”,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达到很高的水准,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打下重要基础。

其次,职业教育是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社会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占了大多数,这时形成的“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目前,除了“学术性”大学毕业生外,绝大多数青年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进入就业市场。至少目前的状况是80%―90%。因此,只有成功的职业教育,即有足够规模和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够促成这种“橄榄形”社会收入结构的形成。可见,这不仅事关民生,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国能否平稳进入中等发达的发展阶段。

就当前而言,世界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都在储备力量准备迎接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大家的共识是要发展新的技术,但任何新技术都需要人的配合。同时,我国又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两个方面的转型是必然的: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二是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型。可以看出,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关键在劳动力素质的升级,而解决之道在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记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还缺乏一定的吸引力,社会接受程度也不高,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李重庵: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路径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终点目标的吸引力,如果技术工人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满意,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会提高。

记者:如此看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的事。

李重庵:的确,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因素有社会的、教育的和学校的三个层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层面的。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直接与它的就业前景能否得到较高预期的工作岗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关,本质上是工作的吸引力。给予职业教育的期望值越高,吸引力就会越高。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更不是职业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李重庵:最为关键的是在社会系统上通过一些调整和改革,来实现职业教育最终目标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企业的八级工和技师(八级半)的地位非常高,企业里对他们也非常崇拜,他们的工资不比高级工程师低,他们同样可以在工厂里当领导,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则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建议国家做一个宏观战略层面的政策调整和改革。首先,加大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现在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小,明显低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不及平均数的一半。其次,要加大劳动者收入,特别是要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

其次,增强职业教育的路径吸引力,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调整和改革,使职业教育的路径具有多通道、立交桥、灵活性和优惠的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是门槛低,只能念下去,毕业后只能就业的“断头路”,还是一条平等供选择的路,是一个弱的教育层次,还是一个教育类型,关键是其是否与普通教育间建立立交桥。调整和改革就是要使职业教育这条路,在若干阶段、若干环节还要有若干选择性,职业教育也可以通向高层级的本科、研究生教育,而不是一条“死胡同”。

第三,通过职业学校提高办学质量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通过改革实现突破性发展

记者:您认为职业教育如何才能实现突破性发展?

李重庵:除了上述调整和改革的措施,我们还要在一些方面进行改革。我认为,关键是要推进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和普通的中、高等教育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也应该有比较大的不同。

如上所述,职业教育的发展关乎社会、教育、学校三个层面,因此在事关决策统筹的管理体制上,我们必须跳出传统,除了教育系统的参与,还要将经济、工业、劳动部门、发改委和行业组织纳入进来。目前上述部门对职业教育也有参与,但全国和省级现行的制度多是联席会议的机制,我认为,这样做还不够,最好是能从国务院角度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机构比如工作委员会,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进行决策和协调,这是一种“大职业教育”观念,与此同时,在办学体制上实现行业、企业、政府(劳动和教育等部门)和学校(包括高职和中职)等方面一起组成办学联合体,也是利益共同体,特别是让行业企业变成办学的主体之一,让他们有发言权,因为每个职业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的标准主要是由行业和劳动等部门来定的,他们的有效参与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职业教育要定位在是一种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更多方面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识到,职业教育在中国要取得突破性发展,需要一个大的战略。目前我们的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比例是1:1,那么在德国,职业教育所占比例达到70%,瑞士则达到80%,但是在德国和瑞士,分流是自愿的,不是上不了占20%到30%的普通高中才选择上职业高中的,走职业高中的路一样可以拥有体面、富裕的生活才是关键。

另外,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适时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些对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发展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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