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零教授
历时十年，李秋零教授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近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齐。笔者为此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办公室，专访了李秋零教授。虽然
谈到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缘起，自然会提起已故的苗力田先生。李秋零说，自己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完成先生遗志。从2000年开始，李秋零与200多年前的德国哲人康德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漫长对话，总字数达300多万的《康德著作全集》最终经他手化为中文。为了让康德能“说中国话”，作为主编和主译，李秋零可谓煞费苦心，每一个词句的翻译都被他细细斟酌，头上的缕缕白发见证了其中辛苦。
十年的翻译，使他得到了“跟踪”康德、“理解”康德和“变成”康德的机会。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一次长跑。十年中，为了潜心于翻译，李秋零的办公室门口贴着“非约勿扰”的纸条，手机也经常处于关机状态；电子邮箱却被设置为五分钟收一次邮件，因为除了上课和出差，以及必要的外出，他每天都在电脑前端坐。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已是常规，全部家务也交由妻子处理。十年的辛苦，胜利的喜悦，不只属于他个人，还有他的家人。读者可以在每一卷《康德著作全集》的后记中读到他的心路历程。完成《康德著作全集》翻译之后，李秋零又在思考新的目标，他说这是学者的使命使然。
恩师遗志
记者：您研究康德和主编、主译《康德著作全集》，都与苗力田先生有直接的渊源。苗先生对您，对翻译出版这套全集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是苗先生倡议和启动的。苗先生治学，历来非常强调翻译。一方面，他说翻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功和前提。研究一位西方哲学家，必须得懂他的语言，否则就没有资格研究；同时必须能翻译，要翻译哲学家的整部著作。另一方面，苗先生还强调要善于让哲学家自己讲自己的思想。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极端的观点，认为硕士、博士论文不一定去写自己的研究，翻译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就可以作硕士或博士论文。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重视。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他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工作。一方面帮他做组织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亚氏个别著作的希腊文本失传了，只有拉丁文本，所以我负责那部分著作的翻译工作。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完成后，苗先生就决定翻译《康德著作全集》了，但那时他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以前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就不再做主编了，因为怕将来名字被打上黑框。”他坚持让我做主编。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推迟了几年，苗先生急了，在一次给博士生上原著选读课时，直接打电话到办公室，把我叫去他家。他一见我就把手里的书摔到沙发上，发火道：“你还要让我用这书到什么时候？”那是蓝公武本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它的声誉一直比较高，可以说是一个信本，但毕竟它的语言已不符合现代习惯了。老先生一发火，我就没法再推迟了，等于是被“逼上梁山”了。当时我们两个就做了分工，我做主编，负责组织工作和德文审校。苗先生负责写序，以及所有译稿的最后审定。但是没想到，第一卷还没有译完，苗先生就去世了。
先生去世比较突然，也很安详。他的书桌上还放着我的译稿，上边还有铅笔字。他的序言已经写好了，第一卷里我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已经译完了，经他审过了。他去世了，我只好承担起所有工作，否则真是没有这个胆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想着完成先生遗志了。
除了对翻译的重视，我的翻译本身也受到先生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不像苗先生那样受过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按照信、达、雅的传统标准，在“雅”这方面我是没法跟先生比的。他对中国语言的运用驾轻就熟，而我们这一代人教育程度不够，语言训练缺乏，所以赶不上先生。但是“信”、“达”这两条，我还是努力做到了，“信”就是把意思弄明白，“达”就是把意思说清楚。
让康德说汉语
记者：在德国有多种康德著作版本，都享有较高的声誉。《康德著作全集》采用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的全集本作为底本，它有什么优长呢？
李秋零：因为我们要翻译康德著作“全集”，所以也就必须得选择一个全集本，就是统一的版本。康德著作的统一版本也有好几种，比如说卡西勒版本。我们用的版本是王家科学院版，它在德国学界已成为标准版，因为它在校勘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一般来说，在德国学界只要涉及康德全集的问题，都使用这个版本。它不仅收入著作全集，还有书信、手稿和遗稿等，目前仍在编订出版过程中，大概已经出版了29卷。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来访的德国代表团，其中就有编辑、出版这套全集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学者。当时我们讨论了版本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于我们选择这个版本表示很高兴，另一方面他们也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最初我们的设想，就定位于康德“著作”全集，包括康德生前已经发表的全部著作，而不包括书信、手稿等。当时的设想是，先将他的全部9卷著作翻译出来。而康德的手稿、学生的听课笔记等，可能只有专门研究康德的学者才感兴趣，而这些专家应当是可以直接阅读德语文本的，所以暂不列入翻译范围。
记者：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哪些？
李秋零：翻译与写作不同。写作时遇到困难可以绕过去不写，但是翻译不能绕，碰到任何问题都要解决。
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康德太博学了。他的著作涉及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做翻译必须追踪作者的知识。对于他的哲学，我们基本上已经比较熟悉了，特别是他的批判哲学，这部分翻译难度不大。虽然他的语言晦涩一些，有时使用一些与现代不一致的拼写或者句式，这些都不构成太大的困难。何况我们使用的底本，编辑者已做了很多校勘工作，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最困难的是涉及当时自然科学即前批判时期著作的翻译。在康德生活的18世纪，自然科学的规范与现代并不一样，他使用的很多术语现在已经淘汰了；他涉及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早已被历史抛在后边，甚至已被历史抛弃了。翻译时必须了解他那个时代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有些资料查起来是相当困难。在翻译的初期，互联网不发达，为了确定一个词在康德时代的具体含义，常常要到图书馆去查半天。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最后一卷中的《自然地理学》。这本书涉及世界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康德一生都没离开过哥尼斯贝格。他全是靠别人的游记了解各国的信息。这些游记的作者并不都具有专业的知识，有的是靠自己的观察，有的是靠道听途说，有些实际跟现代知识科学根本不沾边。比如某些动物的名称，在现代科学里根本没有相应的术语，没法翻译。同属于拉丁语系的英国人、法国人都是把拉丁字母照抄就行了。日文的康德全集，也是把拉丁字母抄下来，在下边加一个注：“不明”。后来我也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保留原文。如果勉强翻译出来，反而制造混乱。翻译康德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跟上他的知识，康德时代的知识。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者，要理解康德，首先得把自己变成康德，沿着康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超越康德。首先要进去，然后跳出来，才能评价康德。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首先得变成康德，不只要沿着他的思路去思考，还要回到他那个时代。在翻译过程中，我掌握了不少知识，因为必须把那个时代再复习一遍。在此基础上，了解康德，把自己变成康德，然后才能让康德说汉语。
记者：康德著作中很多重要名词，在国内存在多种译法。关键的词汇翻译，是与对其重要思想的理解相关的。对此您是怎么样处理的？
李秋零：除了译者之外，很多研究者也要引用康德的原文，有时他们并不引用汉译本，而是直接引用德语本或者英译本，自己翻译，所以在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上就存在着混乱。我相对保守一些。在秦国商鞅变法时，反对派中杜挚曾提出“利不百，不变法”，我翻译时也基本上遵循这样的原则，不是明显有错，不会影响我们理解康德的，尽量采用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先天”、“先验”等词，我采用了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译法。对于有些术语，比如Sein有两种译法：“是”或者“存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康德使用这个词时，就知道这个词本身包含了“是”和“存在”两层意思，没有必要一定规定到哪一个。
但有个别的术语，我提出了特殊的译法。比如 E rsch e in u n g 和P h ae n o m e n a这两个词，过去都被译作“现象”，而它们在康德那里是有明显区别的。我将前者译作“显象”，后者译作“现象”。之所以这样翻译是出于两层考虑：一层是在20世纪有“现象学”(Phaenom enologie)学科。Phaenom ena是现象学的词根，所以我把“现象”译法留给了Phaenomena，这就意味着必须另找一个词翻译Er-scheinung。第二层考虑是，它是“显现”出来的。中国社科院组织编写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其中康德部分的作者陈嘉明有一个注：“德文Erschein-ung本来即为‘显现’，李秋零译本把它译为‘显象’，使之回归本义，并将它与Phaenomena区别开来，后者被译为‘现象’。”（见《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六卷，140页）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康德哲学在中国。具体到翻译问题，我认为邓晓芒和杨祖陶先生把“三大批判”翻译出来，加上邓晓芒翻译的其他康德著作，对于术语统一有所推动。《康德著作全集》绝大多数是由我自己翻译的，其他译者翻译的部分，我也逐字逐句审校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够起到统一术语的作用。当然，这能否被学界接受，还要拭目以待。
启蒙理性与现代中国
记者：在翻译完《康德著作全集》后，您对康德产生了哪些新的理解？
李秋零：从大学时我就开始读康德的原著，当然那时读的是汉译本，不是德语原著。在中国学术界，康德是最受重视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因为翻译著作全集，我个人感觉对康德的了解比以往更深入、更全面了。除了解到一些过时的自然知识之外，还认识到一些短篇文章也包含着重要思想。此外，因为基本上是由我一个人翻译，没有打乱康德思考、写作的顺序，沿着康德本人思想的发展脉络，我把握到了一个动态的、活的康德。
另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是对康德思想独特性的把握。过去有人把康德哲学称作“折衷哲学”，说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做调和。我认为康德其实是在另辟蹊径，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现在学界有一句话：“说不尽的康德”。为什么康德“说不尽”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其后的黑格尔等人相比，他更谦虚，更尊重思想。读黑格尔会有一种感觉，他无所不知，而康德会告诉读者一些具体问题暂时无法判定。这就为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空间，所以康德是“说不尽”的。
记者：您希望这部著作全集的翻译对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哪些影响？
李秋零：翻译《康德著作全集》，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当然，其学术价值依赖于康德哲学本身的价值。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用“著作全集”的形式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康德了。在刚刚启动翻译工作的时候，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五十年之内不会再有人动翻译康德著作全集的念头了，或者说希望它至少在学界用五十年吧。这也是我对自己翻译工作的一种期许。
作为一个译本，它的真正影响其实是康德思想对我们时代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来说，康德的哲学思想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不见得去重复康德当年的某个具体结论，没必要将自己变成“康德主义者”，或者所谓“康德二世”。康德哲学本身还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贯彻。比如，康德曾经说“自由”是他批判哲学的拱顶石，学界普遍据此认为“自由”是他的最高概念。但我提出一个观点，康德的哲学精神不仅在于自由，因为自由是为自律服务的。真正的康德哲学核心不是自由，而是自律。自由不过是自律的前提，只有有自由的人才能自律。如果缺乏自律，自由就会让人无法无天。理性的自我批判就是一种自律。类似的思想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在哲学上做探讨，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贯彻这样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在此意义上，中国至今仍存在这种启蒙的必要性，康德这样一位完善启蒙的思想家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感谢和感慨
记者：您以十年之功译出《康德著作全集》，自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校和出版社又都分别给予了哪些支持呢？
李秋零：自从苗先生去世后，我要保证这个十年计划按期完成，除了一些非做不可的研究和授课任务，我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推掉，专心来做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学校和出版社都非常重视这件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出版社的现任社长贺耀敏当时是科研处处长，2000年这个设想刚提出来，学校科研处就拨了两万元作为启动经费。除了学校和学院的两级支持，后来几卷也都通过不同的项目得到了资助。更重要的是，学校和学院给我提供了宽松的工作环境，而最重要的是对翻译工作的承认。早些年翻译在国内学术界不算成果，至今有些学校还在执行这种制度。但是，无论《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还是《康德著作全集》的翻译，都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就是最大的支持。人大的宗教学研究所也充分谅解我。作为这个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这些年在宗教学方面缺乏研究成果，他们也完全谅解并且支持我的翻译工作。
与出版社的合作总体上是非常愉快的。感谢几位专业素质良好且极负责任的责任编辑：李艳辉、杨宗元和李静韬。他们的严谨和“挑剔”是对我的鼓励。凡是他们提出意见或者疑问的地方，我逢错必改，不错也再斟酌，琢磨更好的表达方式。为了一个词的译法，我们经常往返几次邮件。正是他们这种“挑剔”，保证了这套全集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
记者：能否谈一下翻译工作全部完成后您的心情？
李秋零：所谓“十年磨一剑”，有些俗套，但也确实是自己真正的感受。十年来不只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进去，而且确实是如我在第一卷的后记中所说的，做起翻译来，我觉得自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在对已出版的《康德著作全集》的各卷虽有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总体上是受到学界肯定的，我们的辛苦工作算是得到了回报。
此外，这项工程终告完成了，也可以告慰苗先生的在天之灵了。我与苗先生有特殊的感情，除了师生感情外，还有一种犹如父子的情谊。现在我可以给先生一个交待了，也是一种特殊的欣喜吧。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能够在壮年时完成这样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自然有一份欣喜在其中。不过，对于学者来说，恐怕很快就要开始新的工作了，这是一种职业的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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