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在获奖仪式上，以一句“你带上手绢了吗”的问句，开始了她的演讲。
赫塔・穆勒的手绢，并非单纯的一件物品，而是凝聚了情感与思想的意义集合体。母亲每天在赫塔・穆勒出门前都要问“带上手绢了吗”，是因为手绢有多种生活上的用途，它能抹泪、揩涕、遮风、送
手绢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穆勒讲的一个故事中：一位老妈妈送给监狱里一个犯人一块手绢，因为犯人与他儿子同年，而她儿子是纳粹，被炸死了。手绢，在这里既指纳粹的死亡，更指妈妈对儿子的一份永远的怀念（当然也是一份永远的心痛）。往人性的深处看，老妈妈送手绢给监狱里的犯人，既是因其与儿子同龄而寄托一份对儿子的慈爱，更是单个的人对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犯罪的一种宽恕。历史在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历史在我们心中又发生了什么？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顺应了历史？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史学作品都包含着诗学的结构，穆勒在这里仿佛在用手绢证明怀特的这一说法。我们可以注意到，穆勒曾说，“在这个世界上，写作没有它的位置”，然而若从怀特的史学是建立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诗学性质的历史说上去看，那么，穆勒所说的“没有它的位置”之位置，便不是地位，而是它的游离性，游离之中会有一种深度的潜入。它既是写作在于生活欲望中的一个基本的维度，更是一个新的叛逆的指向。历史不会指导写作的叛逆指向，但历史会相信冒险，会刮目相看新的进取方向。在现实的被几乎要淹没着的乱麻似的矛盾中，新的思想才会是一叶挪亚方舟。所以真正的历史时代也便是一个新思想生发的时代，体现为一种不从众的独立特行的深度潜入。
手绢作为喻指可以有许多意义指代，但文学作品真正感人的原因，首先是纯粹的情感及其真诚的思想。
穆勒说过，“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也就是给了基层作家一个明明白白的鼓舞：我们生活在基层，基层社会的众生相将会给我们更多的创作财富，只要你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拉紧思想的帆。要努力把生活中非文学的转化为文学。要避免文学中的流俗，假文学之名行功利与宦性文学之实。基层作家的身份最卑微，与底层生活的关系密切，与主流媒体的距离疏远，与潮流的趋势也最隔膜。处在这么一个创作环境之中，基层作家之基就是低，也是底，这是相对高级与上层而言的，但它又决不是一个贬义词，底是基础，基是深层，深层之中，才会有纯洁的“低碳化文学”，才能让生活在寒冷季节的人们会主动用文学来取暖。
基层作家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矛盾：过份地追求生活真实化，常常难以提高作品的文学性；而过份地迎合时尚，则常常会陷入流俗。基层作家对创作发展趋势认识上的模糊性、创作旨趣的单纯性、受到拘囿的理性思考能力、艺术性的欠缺，是其明显的不足。但基层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连和所产生的切肤感受，却又是一种财富。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张力，即日新月异的生活，给了基层作家最具感受力的特权，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这种特权，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文学批评家对于基层作家的创作，也应该有理论的自觉。一是要对基层作家中写作技巧一般、但隐隐饱含“手绢”深度的作品加以关注，这应该成为批评家们不可推诿的一个问题。真正有远见的批评家，决不会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已有显著成绩的作家身上。二是批评家必须随时让自己充电，不断刷新与丰盈自己的文化素养，将自身的文学批评立足于自身的文化自觉之中。三是批评家要有强烈的自律意识，既要认真细读作家（特别是基层作家）文本，更要认真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不足，而不作淡漠与搪塞状。四是批评家的精神引领，既要在经济社会中廉洁自己的批评，更要在批评中严肃对待娱乐化、小资情调与文本异化。在当前物欲喧嚣的文化背景中，我们欲让文学不消沉、不贫血、不染流感，就要以思想和精神去引领之。毕飞宇先生说的好：思想的本质和基础是理性。我以为就目前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更重要的是批判的理性。这一点，批评家既需要时时自勉，也更有责任在文章中随时给作家提醒。
“你带手绢了吗”？通过审美阅读，我想对这句问话就不应该只理解为是穆勒妈妈简单的提醒了。手绢之于穆勒的创作背景是一种政治，手绢之于我们当下的基层作家是一种创作倾向，手绢之于当代批评家是一盏车道上的黄灯。基层作家决不可随波逐流，让自己沦为平庸，应该像不久前去世的美国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那样，只有坚持“不肯变通的性格”，才能真正做到“为自己而作”。批评家也是如此，切不可以所谓的“机智”断送了至高无上的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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