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玉树发生7.1级强烈地震后,灾区人民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的同时,许多人也发出了应尽快对灾区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的呼吁。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正在分别组队赶赴灾区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忠和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汶川地震北京专业心理救助队队长郑毅。他们二位
及时进行心理干预的目的与要求
王文忠:地震灾害发生后,尽快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帮助灾区群众理解灾后的创伤反应(如麻木、绝望、惊恐、激动、失眠等),在理解的基础上减少创伤反应;二是及时对灾难中的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帮助,帮助他们恢复正常心态;三是帮助灾难中的伤病员、死难者家属平复哀伤、绝望等负性心态;四是帮助灾区的枢纽人群,如教师、干部和医生,在提高他们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他们帮助自己的工作对象,如学生、群众和伤病员,克服心理创伤的能力;五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进行资料收集,为当地政府的抗震救灾的决策提供心理学的基础数据和相关建议。
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灾区的紧急心理援助，就是用心理学工作者眼光,站在灾区群众的角度,发现灾区群众最急迫的需要,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如,我们在2008年5月15日到达四川灾区后,发现灾区群众居住在帐篷内,没有信息来源,没有安全感。听取我们的建议后,四川省科技厅给安置点的人员发放了手电筒和收音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我们还针对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以团体辅导、个体辅导、生物反馈、建立移动心理家园(通过手机提供心理服务)、开办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等形式,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因此,我认为,心理援助不仅仅是心理咨询,而是通过多种手段,补充灾区群众的心理能量,恢复社会支持系统,克服心理创伤,帮助灾区群众自立自强。
郑毅:心理干预是一项科学、规范、长期的系统救援工作,不是只凭热情,仅靠几句安慰的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它要求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来完成。此次地震灾区地处高原,气候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对救援人员自身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同时,救援人员还必须有很高的危机应对能力,否则只会为当地救灾添乱,无法达到救援目的。因此,必须要由正规的、有组织的心理专业人士来进行心理干预和实施心理救助措施。
到灾区后将开展哪些心理干预工作
郑毅:地震发生后,北京市卫生局很快就组建了北京市抗震救灾医疗队,其中就包括由北京安定医院等三家专门医院心理专家组成的专业心理救助队,共30人。这些心理专家来自针对老人、儿童青少年、家庭、社会团体等不同的研究和临床实践领域,不少人都有汶川地震的救援经验。到达灾区后,我们将分成6-10个小组,给受灾群众和抢险救灾的救援人员进行心理干预治疗,为他们实施集体晤谈、一对一的个案心理治疗、放松治疗和负性情绪消退等针对性的治疗。对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反应如抑郁等,小组成员将采用包括药物在内的及时和综合的治疗。同时,我们还会对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的技术培训。
王文忠:我们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尽快赶赴青海灾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6人的心理援助队伍,准备了7天的生活用品、食品及相关材料,随时待命出发。但在出发前,我们也会尽量考虑周全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玉树处于藏区,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到与藏族受灾群众如何进行沟通的问题。针对可能存在语言障碍的灾区群众,我们曾在四川灾区使用过的HRV(心率变异信号)生物反馈仪,是一个可以帮助摆脱语言障碍的工具,能够收到快速的效果。同时,玉树又处于高原地区,救援工作非常艰苦,救援人员本身可能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所以我们的重点工作对象还包括救援人员本身。
此外,在灾区交通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尝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以群发短信的形式为灾区人员提供心理服务,以克服交通上的瓶颈。因此,我们正在加紧开发和完善手机移动心理服务的内容。但是群发信息如何得到移动的支持和准入,如何得到灾区人员的电话号码,这些都需要得到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当地政府的支持。
我们还将在与当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建立心理援助工作站,在对一些出现严重心理创伤的灾区群众提供个性化的系统的服务的同时,帮助当地的枢纽人群快速获得安抚心理创伤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干预将是重点
郑毅: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发生后,心理障碍,特别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10%到20%。其中有两个群体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是老人,另一个就是孩子。灾难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创伤可能会是长期的,甚至影响终生,因此,我们将儿童和青少年作为重点救助人群。我在汶川地震的心理救助中发现,灾难对孩子的创伤是非常明显的,有些小到不会说话的婴儿也会受到影响,变得麻木,连哭都哭不出来。有的本来已经不再尿床的也又开始尿床,这些都是由于不安全感造成的。实际上,孩子们身上有很多心理求助信号,但由于普通人对这些信号不了解,往往被忽视。这就需要专业人士发现、识别这些信号,通过快速有效的措施,在短期内尽快消退他们脑中的负面记忆,消除负面情绪,形成积极的情绪和认识。比如我们采取的支持治疗、游戏治疗以及负面情绪打包消除技术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情况实施的。
王文忠:地震对儿童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往往又是最容易康复的(相对成年人)。儿童创伤来源一方面是目睹地震造成的灾难,二是灾难带来的生活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儿童周围成年人的态度。如果地震对儿童周围的成年人造成了巨大创伤,如使得他们的父母精神发生了极大的消极变化,同时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对儿童提供及时的关注和帮助,儿童的心理创伤就会加剧。如果儿童周围的成年人大都比较积极,或者儿童信任的成年人态度比较积极,那么儿童的创伤(如果没有什么地震前的其他问题的话)很容易克服。因此,心理援助工作者自己要在与少年儿童接触的过程中,尽快成为少年儿童信任的人,并帮助他们周围的成年人尽快克服心理创伤,为孩子成长创造一个安全的氛围。在任何灾难中,针对少年儿童的工作将是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因为儿童心态健康了,家长的心态也会随之轻松,更有意愿和精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对灾区干部的心理疏导是否容易被忽视
王文忠:实际上,我认为灾区干部最需要心理学知识。因为,他们不仅要克服工作累、工作条件差等外在因素,同时由于自身遭受了物质损失,甚至是家人的生命或健康损失,内心也有创伤。但是,灾区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后,首先想到的是找灾区干部寻求帮助。由于灾区群众自己遭受了创伤,情绪往往很激动,平时很尊重干部的这时也很难控制情绪。处理稍有不顺,就会引发冲突。因此,灾区的干部急需自我调节和对他人进行创伤抚慰的能力。
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对枢纽人群提供心理帮助。枢纽人群本身即是受害者,又是肩负帮助和联系其他受灾群众任务的人员。对枢纽人群开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技能培训,在减少枢纽人群心理创伤、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同时,还能提高“干部对群众”、“教师对学生”、“医护人员对灾后伤病员”进行创伤心理辅导的能力。
不当言行是否会引发二次伤害
郑毅: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一般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精神科医生等组成。而地震后聚集在灾区的心理救援队伍,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是靠热情和激情参与心理救助行动的。因此,在灾区前期心理救助方法上,很容易出现揭“伤口”后却不去抚平、不采取相应措施从而给被救助人带来二次伤害的情况。
在汶川地震时,我就深刻感受到心理救援既要及时又要专业。一些人在医院里说,我就怕见着什么心理救援人员,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是专业和正规的心理救援人员,很多人到这儿来就是问了一句两句,刺激一下就走了。因为不是专业人员,真正的心理创伤根本解决不了。我们去一些医院时居然发现个别小孩已经被五六拨人员来各问了一遍。这些人员都说是“心理救助人员”,但结果是谁也没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最后还是靠专业的心理救助来解决问题。
王文忠:不当的语言和行为当然能够引发心理创伤。因为地震灾害会破坏人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安全感。丧失安全感的人,最需要与他人建立安全的信任关系。而语言接触,是人与人接触的主要的也是首先的途径。如果语言不当,破坏了受灾人员灾后非常脆弱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是对遭受地震灾害的人的最大伤害。
我的建议是援助者不要以救世主自居,不要以专家自居(因为对面前的受灾者个人情况还并不了解),也不要以老朋友自居(因为还不是朋友),而要以一个年少懂事儿子与年迈力衰但是很有威严的父亲在一起的态度,或者以一个刚刚到单位的谦虚的年轻人与自己充满威严的领导在一起的态度。内心尊敬,察言观色,以自然的态度提供对方所需要的帮助。只要内心有了这个意识,伤害性的语言和态度,自然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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