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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大镛:经济学人的悲悯情怀

2010-04-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靳晓燕 刘茜 我有话说

打开北京师范大学网页,屏幕上不停晃动的黑字“陶大镛先生讣告”让人心痛。

4月18日下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陶大镛,安详地离开了,享年93岁。

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的儿子,他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

家的人生历程。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

“在经济学领域里,陶先生成名很早、成果丰硕,以至于有些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著名学者,都自谦和他在学术上‘差一辈’。”陶大镛的首位博士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教授说。

专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

上大学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陶大镛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著作,由此得到了启蒙。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他省吃俭用,凑了一点钱,托人从香港买了三大卷《资本论》英译本,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巨著,而且马上用“卡奇”的笔名,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1940年)上发表了《我是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资本论》的一些体会。

笔名“卡奇”取意卡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从中不难看出陶大镛对马列主义的追求和信念。而且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他日后虽历经坎坷曲折,仍努力探索真理的力量源泉。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

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这两本书是目前能检索到的我国学者有关世界经济的最早的专著。

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仍然保持学者刻苦的专心钻研学问的精神,孜孜不倦地阅读书刊,不厌其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研究工作。十年动乱后,陶大镛的错案得到改正。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等。

办一本经济学的期刊,是陶大镛的遗愿。从2003年住院开始,陶大镛因为肺衰竭就开始用呼吸机了。“对于常人来说易如反掌的对话,对于老先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要先换上人工喉,才能开始交流。但是老先生期待着交流,期待着我们去看他,因为他想办一份期刊,随时公开贫困化的指数,为解决贫富差距做些基础性的研究;他想知道国家对教育投入,同时了解师范教育的发展;他想了解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有没有改善……躺在医院6年,老先生始终‘操心’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是陶老的学生,两人情如父子。

建起师范院校第一个经济系

明确提出:教育不是商品

“可以说,北师大经济学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陶先生。”和他共事多年的王同勋教授感慨。1979年,陶大镛先生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为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

从30年前初创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到一路成长为经济系、经济学院,直至今天的经管学院,陶大镛一直是这个队伍的学术引路人。

对博士生严把质量关,决不批量化生产,这是陶大镛育人的一大特点。1981年,北师大第一批获准招收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陶大镛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他终其一生,只带了六七名博士。

“先生治学素以严谨著称,这使我受益良多。记得有一次,我给先生送去一部分博士论文的初稿,其中有几处注解出现了‘转引自某某文献’的字样,先生见了,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引用第一手材料呢?’我说这些材料国内恐怕很难见到原文。先生又问:‘那你查过没有?’我只好如实相告说没有查过,先生马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严厉地说:‘你没有查,怎么就能断定没有呢?不行,这部分我先不看,查好了以后再交给我!’经过数日的奔波和多处努力,我终于查到了这些材料的原文,先生这才高兴起来,并谆谆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踏实,切忌浮躁和想当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赵春明告诉记者,“搞学术,决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肯定会学有所成。”陶先生语重心长地把学界前辈王亚南先生曾经教导他的话转赠给了他的学生。

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培养的每位博士生都成了学术中坚。

陶大镛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和其他学者共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他深知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明确提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他长期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很早就提议对小学生免收学费,少收杂费……对他来说,关心教育不只是为了一批学生、一所学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陶大镛最后的表情是安详的微笑。生病10年,住院6年,同样是耄耋之年的夫人牛平青一直照顾在陶老身边,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让他少了些牵挂。

“他一直教导我们,有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才能安心做好学问。”赵春明说,“先生倡导和谐,他是经济学家更是懂得生活的人。”

陶大镛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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