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探索

●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兴建历来是“国之大事”，因此关于都城的建设与古代都城史的研究，就一直为官方与学界所重视。

●古代都城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更为审慎地把历史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古有机结合起来，使古代都城历史研究的内涵更为深化、细化。

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的学术定位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古代都城，但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城数量之多、历史延续之完整、文化内涵之丰富，是尤为突出的。据有的学者统计，“内地各省市共有15年以上的古都53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172个；不足15年的古都计有79处，涉及的政权90个……几宗合计：共有古都164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69个。（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兴建是历代统治者的“国之大事”，因此关于都城建设与古代都城史研究，历来为官方与学术界所倍加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及80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的世界遗产事业热潮，作为不可移动的、重要文化遗产的古代都城，越来越受社会关注，相关的古代都城研究也日渐“升温”。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必要与必须的，但不能说就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因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古代都城，其学术目标应该是要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去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等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及历史变迁。

古代都城研究与古代都城田野考古

考古学与历史学，二者学术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它们都是研究与人相关的历史的科学。但是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以人类或与人类相关的物化载体（包括人类生存自然环境）为研究对象，其方法是借助于生物学的类型学与地质学的层位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技术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解决、研究对象的“时空”问题及物质载体的结构、变化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古代都城遗址考古研究离不开历史文献，但是古代都城遗址考古不能停留于这样的研究层面，上述层面的内涵可以为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都城时代、地望等基本的时空框架，具体时代、地望的细化与科学确认，需要田野考古的新材料及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先秦时代的夏、商两代都城，历史文献记载各有13座之多，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夏商王朝都城具体在什么地方、其都城形制与文化内涵等均不了解。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揭开了商代都城面纱。但是，当时只是能够认识到商代晚期都城的一些情况，至于“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城历史，还是通过20世纪50―90年代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考古勘探、发掘得以初步确认的。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之前，人们仅能从文献记载上知道一些夏代都城的名字，都城的地望虽有记载，但是说法很多，有的甚至相距颇远。20世纪后半叶田野考古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尤其是新世纪之初，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庙建筑遗址发掘、宫城周围道路网的发现、祭祀区、玉石和青铜作坊区遗址等遗存的究明，使学术界对夏王朝晚期都城的具体地望、时代、形制与文化内涵等有了初步认识。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古代都城研究中，以一些简略记载甚或“假设”为基础，进行“推断”，从“假设”再到“假设”，从而得出一些与实际大相径庭的结论。现在一些从事古代都城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新资料，但是由于对考古资料理解的不同，往往也造成研究中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关于秦咸阳城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咸阳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遗址受到冲决，目前已看不到城址踪迹。”于是提出“秦都咸阳的布局，既然由于遗址的被冲决，无法用考古方法来查明，那么，只有依据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来探索了。根据文献记载，秦惠王灭蜀以后，命令张仪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阳国都的格局建筑的，因此我们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来推断咸阳的布局了。”（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其实秦都咸阳遗址的考古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开展，70年代至80年代又对秦咸阳宫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宫殿建筑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勘探、试掘，确认了咸阳宫宫城城墙，出土大量战国时代晚期和秦代的龙纹空心砖、动物纹与云纹瓦当建筑材料、壁画残块等遗物，在秦咸阳城西南部又发现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秦诏版”等，在都城遗址以西发掘了3处规模很大的秦墓区。对于这些田野考古资料不去研究，而是以《华阳国志》记载成都“与咸阳同制”，又据同书关于记载的成都城形制，进而得出咸阳城“西城连接东郭”的结论。我认为这样的论证不够严谨，如果能够以秦咸阳城遗址多年来的大量考古发现资料为基础，开展对秦咸阳城遗址研究，其结论的科学性可能会更好一些。

古代都城考古与古代都城研究的深化、细化

古代都城考古使古代都城历史研究内涵更为深化、细化，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相继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古代都城考古，已经成为决定这些“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个十分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设计，实际上是围绕着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开展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国家就有都城，王朝的更替与都城的兴建一般多为基本“同步”。因此，通过考古学确认最早的商王朝都城遗址与最晚的夏王朝都城遗址，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及其相关研究就可以探索夏商之间的“大约”年代分界。同样，通过考古学确认最早的西周王朝都城遗址与最晚的商王朝都城遗址，通过碳十四技术、结合青铜器铭文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就可以探索商周之间的年代分界及西周诸王的“大约”编年。这些学术研究工作，如果仅依靠传统历史文献研究，是无法完成的。当然，有必要指出，在历史编年学（主要指秦汉时代及先秦时代）问题上，考古学也有其局限性，从科学界定方面可以说，考古学及以考古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探索历史编年学方面的应用，也只能解决“相对年代”问题。

文明形成、国家出现、都城兴建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古代早期都城遗址考古成为研究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这一学术课题的重要切入点。传统历史文献只能提供给人们一个早期古代都城的“朦胧时空”框架，真正使其得到科学的认知，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比如，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自然夏王朝的都城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上最早的都城。就考古学而言，夏王朝的都城遗址是夏王朝作为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最为集中的物化载体。而确认、解决夏王朝的都城遗址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学。田野考古实践证明：历史文献记载为寻找夏代都城提供了大体范围，这样的信息不可能确定都城遗址的具体地望，更不能解决其存在时代、空间形制、文化内涵等问题，只有通过对其作都城遗址遗迹、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才能使古代都城所涉及的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研究更具科学性。作为夏代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半个多世纪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通过考古工作，究明了这座遗址的基本内容：发现了距今约3750年―3520年的众多大型宫庙建筑遗址及其外围的宫城遗迹、大面积的祭祀区、高规格的青铜器和玉石器官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与玉石礼器等，从而确认了其都城遗址性质，佐证了作为国家的夏王朝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夏代都城遗址为支撑点向上追溯“古代文明起源”，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大型城址及城墙、宫殿建筑遗址区、祭祀遗址区、“观天授时”遗址、大型仓储遗址区、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区、大型高等级墓葬等，出土了写有文字的陶片、龙纹陶盘、玉石礼器、陶礼器、木礼器、铜器与青铜器等遗物。这些考古发现可能意味着陶寺城址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从以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个重大课题的实施中可以看出，古代都城考古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古代都城遗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古代都城相对于历史时期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保存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更重要、更“直观”的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等信息，所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龙头”课题。

从国家“缩影”、政治“中枢”与“平台”的古代都城考古解析古代社会历史

传统的中国古代都城史研究主要是对古代都城地望的考证、都城布局形制的表象“描述”，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也是走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当古代都城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古代都城考古需要向更深层面探索历史发展深度与广度，从而把古代都城作为国家历史缩影、政治中枢与政治平台去研究，探讨所谓“国之大事”。

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能够了解到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又如：被学术界一般认为属于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之中，其中的一号与二号宫庙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部与东部，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宫殿和宗庙建筑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宫城遗址之中，大型建筑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东部的四号建筑遗址和西部的南北排列的建筑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分别为宫城之中的宗庙与宫殿建筑遗址。进入“帝国”时代，西汉王朝都城的宗庙遗址，经过考古发现则在都城之外的“南郊”。它们已经从先秦时代――“王国时代”的宫殿、宗庙同时位于都城的宫城之内，变为宗庙“移出”宫城之外，形成“大朝正殿”的“独尊”地位。上述宗庙与宫殿在都城的位置变化，反映了代表血缘政治的宗庙与地缘政治的宫殿社会政治地位的重大变化。

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都邑是作为政治性物化载体而存在的，因此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称“外城”、“郭城”）与“小城”（或称“内城”、“宫城”）、“郭城”、“内城”与“宫城”问题，“聚”、“邑”、“都”等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的集中体现，这些不同“类型”的古代“社会单元”，应该是不同社会形态的产物。就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着“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等还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国家形态改变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会有明显的物质文化反映，除了“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外，其重要的“先期”反映，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宫殿与宗庙的布局形制变化上。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变化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并列”、“共存”于“宫城”之中，应是“王国”时代的重要标示。当“宫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宫城之外（或都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

偃师二里头宫城遗址复原图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