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建形上学的必要性
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双方恰恰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以预见,在中西哲学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下形成的未来世界哲学,将是一种以价值论为主导,以知识论为辅助的新的哲学体系。
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哲学
我以为,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形而上学抱有正确的态度。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命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就被称为“第一哲学”,可见其在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大转向。随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流行,西方哲学开始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由本体走向现象,由先验走向经验,“解构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
本体与现象的分离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恐怕也是最大缺陷。由此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和弊端,最终致使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积重难返。这要求我们改革甚至重建形而上学,而不是将它抛弃。以历史的眼光看,可以预见,反形而上学的潮流将不过是整个哲学发展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哲学终究要回到哲学的轨道上,回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
二、中国形上学的构成
形而上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与核心。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形上学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本原论,二是人性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谓“性与天道”,分别相当于人性论和本原论,乃形上学的问题。
“本原”之“原”又含二义。一为源泉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宇宙之起源,即宇宙论。二为原本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世界之本相本体,即本体论。
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先民认为,万物皆为天所生,这样“天”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表达宇宙本原的概念。春秋末年,老子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哲学意味的“道”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其后,从今、帛本《易传》看,晚年孔子提出了“易”的概念。尽管如此,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战国至汉唐的儒家既没有接受“道”,也没有采用“易”,而是继续沿用了“天”作为本原、本体概念。魏晋时期,玄学大盛,老子的“道”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至于连宋明理学家们都大谈“道体”。尽管各派所使用的概念有同亦有异,但他们对这些概念的性质,却有各自的规定。儒家以善为之定性,孔子的“易”、思孟的“天”以及宋明理学的“道体”,其本性都是善。道家以自然为之定性,所以老子之“道”的本性为自然。佛教以空为之定性,所以真如即空。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使用同一概念,各家的理解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历代哲学家正是通过重新诠释这些概念来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从而发展中国哲学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会尊崇相同的价值观。
中国形上学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性论。“德”、“欲”及其相互关系,是整个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儒释道三家人性论,无不以德欲之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各家之“德”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从历史上看,由这个核心问题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春秋末期之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这个时候的性为人的本能,并不具有抽象的、超越的意味,所以不属于形上学的范围。二是老子和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老子首先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掘开义理之性之大源。早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性”的理解,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观念。从孔子有关《周易》的论述看,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实为性善说之滥觞。老子和孔子都建立了一套形上学体系,从他们开始,性才被纳入形上学的范围。此后,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竹书《性自命出》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不过,人性是内在的,是靠人心来呈现从而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本土哲学中,“心”这个范畴介于形而上下之间。心可以体验和被体验,本处于经验的层面,但鉴于它和性的关系,讨论人性的时候必然要讨论人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心论也是中国形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家对人心的探讨异彩纷呈,不胜枚举。
在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三个部分中,人性论承上启下,实居核心地位。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问,而人性则是一切的根据。各种本原、本体概念性质的差异,事实上是基于各家对人性的洞察。哲学家们是将人之本性赋予各种本原、本体概念,然后反过来以之论证人性,从而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的。
三、中国形上学的特色与优势
在中国哲学中,道、天等各种超越概念既是宇宙之本原,又是世界之本体。这显示出,同西方形上学相比,中国形上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宇宙论与本体论合一。宇宙论是研究宇宙起源、演变的理论,本体论是探讨世界本原、本性和结构的学问,而在哲学层面上,宇宙和世界两个范畴相当,它们都是天地万物的总称。所以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对象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将二者混而为一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大略地把中国古代的哲学宇宙论归为三种主要宇宙模式。第一种宇宙模式是,宇宙产生于一个原始元点,万物都由这个元点产生。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把宇宙的原始元点称为“太一”:“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第二种宇宙模式,不但认为宇宙来源于一个原始元点,而且对产生这个元点的母体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而将我们的视野引进一个绝对的本体世界。如今本《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就是宇宙的具体产生者,即宇宙的原始元点,相当于《太一生水》中的“太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万物产生者的“一”,又由“道”所生,道是原始元点之上的绝对的本体世界。第三种宇宙模式见于《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为绝对的本体世界,相当于今本《老子》的“道”,“太极”即“太一”。“易有太极”一语有两层涵义。一是“易”含有“太极”,二是“太极”与“易”与同在,二者之间不存在“生”与被“生”的关系。
同西方形上学相比,中国形上学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体用一如,上下一贯。
作为“原始原子”的奇点与万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现代生物学证明,母亲的基因会遗传给子女,而一个拥有共同祖先的族群会携带相同的基因。由此推断,作为宇宙之母的奇点应该蕴藏着万物的一切基本信息,或者说任何事物都会携带奇点的原始信息。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在产生万物的过程中,宇宙万物的产生者将自己的特性赋予万物,以成万物之性。如今本《老子》把“道”与万物的关系比喻成母子关系:“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在这种宇宙论的基础上,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直如高山流水,一贯而下。不仅如此,先哲还从这种形上学体系中,开出种种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学说。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脱节的弊病。
可见,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合一的形而上学堪称典范。这样一来,以现代宇宙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为基础,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为榜样,综合中西古今的哲学意识,重建一套新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合一的形而上学,就成了开辟未来哲学的一条可靠道路。
同西方形上学相比，中国形上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宇宙论与本体论合一。中国先哲还从这种形上学体系中，开出种种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学说。宇宙论和本体论合一的形而上学，为开辟未来哲学提供了一条可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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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中国哲学家形上学建构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们试图建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并发展中国哲学。但成就卓著并为历史所承认的,寥寥无几,仅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数人而已。
熊十力融会儒释,将陆王的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的本体,建构了一套叫新唯识论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他指出:“本心是绝对的本体”,而“仁者本心也”。他将本体之用称为“翕辟”:“翕即凝敛而成物,故于翕直名为物;辟恒开发而不失其本体之健,故于辟直名为心。”新唯识论的宗旨是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相即不离。宇宙一切原为大用流行,而这正是体的显现。
冯友兰吸收西方新实在论的观点,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建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其新理学的主要概念有四个,即理、气、道体、大全。其中理是纯粹的形式,气是纯粹的质料,道体是理气合一之流行,大全是“一切底有”。新理学最终归结到人生境界问题:“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游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
金岳霖是从经验主义出发来重建形而上学体系的。其基本概念有三个,即道、式、能。“道是式―能”,“式”类似于朱熹的“理”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能”类似于朱熹的“气”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式与能的结合体,而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就是通过“式―能”关系而展开的。他又把道表述为“无极而太极”,指出:“道无始,无始底极为无极”;“道无终,无终的极为太极”;“无极为理之为显,势之未发”;“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
“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建构一套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是牟宗三哲学的主要任务。他把康德的自由意志、道德自律与儒家的良知、仁体、心体、性体结合起来,将道德本体提升为宇宙本体。康德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而人不可能有,而牟宗三则认为“人可有智的直觉”,这就是良知。他还试图通过“有执的存有”和“无执的存有”即两层存有论,来解决“转识成智”的问题。
总之,各家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路径不同,熊十力主要借助于佛学唯识论,而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则主要引入西方哲学。就学术谱系而言,冯友兰接程朱之统续,而熊十力、牟宗三师徒则承陆王之余音,至于金岳霖,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语境的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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