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黄颂杰主编：
引文索引在客观上具有某种评价功能，但有很大局限性，决不能夸大。引用率的高低是显示文章的反响和影响，不能简单地与文章的优劣划等号。一般而言，引用大致有两方面，一是资料数据的引用，二是观点、思想的引用。不同学科或不同类型
的论文引用情况的差异度是很大的。比如经济管理、法律、社会学等类文章对数据资料的引用比较多，引用率当然就高。对观点和思想的引用，既包括有新意有创见的，也包括有争议有不同观点的，甚至是有错误的。显然，引用一篇文章的资料数据或观点思想，并不意味着被引用的文章就一定是好。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单位为了提高引用量，作出硬性规定，要求本单位人员发表论文必须引用本单位人员的论文和本单位主办刊物的论文。这种做法一旦蔓延，必将使引用量引用率失去准确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从而也失去评价功能。应当制止一切为达到引用而采取的不正确的办法和手段。改变目前学术评价活动中对引用的过度倚重。
吉林大学白刚教授：
学校“逼”作者在CSSCI期刊发论文，作者紧盯CSSCI期刊，CSSCI期刊随之身价倍增，不自觉地由刊发论文的“载体”变成了衡量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而由此催生了诸多学术浮躁和出现了一些学术不端行为。这一问题改革的关键，我认为还是在具体管理和评价机构的职能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特别是高校教师）是被“明规则”牵着鼻子走，要么你“入流”，要么你被淘汰。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蒋重跃主编：
CSSCI作为检索工具是有价值的，应该使用，但也有局限，它的入选期刊较少，代表性有限；作为评价标准，也有一定的意义，比如，其中以引用率作为统计基础，对于说明文章和期刊的关注度还是有意义的，一般说来，受关注程度高的成果，质量应该是比较高的；但不应绝对化，关注毕竟不等同于肯定，道理是明白的。目前国内教育主管部门为了行政管理和激励学术研究的需要，总要使用某种标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使用CSSCI和北大图书馆核心期刊目录等，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尤其是在学术共同体不健全的情况下，类似所谓评价标准也就大行其道了。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
学者对于刊物的评价，实际上有两个，一是是否形成了实质性地影响学术界的传统，二是刊物是否对增益学术研究有价值。后一方面是目前国内刊物普遍存在的困境。编辑们似乎过于热衷于“热点”问题了，而且因为刊物在学术积累方面相对偏难竟使得相当一些刊物拒绝这方面的承担。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李醒民研究员：
而今，学术界“人口”暴涨，学术泡沫漫天飞舞，学术垃圾遍地堆积，平庸之作充斥学术刊物，把少数真正有价值的论著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严重阻碍学术进步。眼下学术界亟待“精兵简政”和“计划生育”，没有必要逼迫无心思或无能力研究学术的人滥竽充数，发表“论文”。现在，学术界越俎代庖的事情很多，把所谓的核心刊物、刊物级别、文摘转载和媒体炒作作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标准和依据，是无能和懒惰的表现，其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北京大学杨学功副教授：
现在是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最混乱的时期，学术评价权威性的流失是中国学术的致命伤。倘若有一天，中国学术界能够确立起像诺贝尔奖那样权威的奖项和评奖制度，那么中国学术就达到新的阶段了。
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崔新建处长：
CSSCI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1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术评价及期刊评价的演变历程。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对于社科类期刊来说，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都是必需的。而且有评价体系比没有评价体系要好，存在多种评价体系比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要好。CSSCI所起的积极作用，需要充分肯定。在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因为社科类期刊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评价机制。但是，CSSCI是对社科类期刊的评价，不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直接评价，不应把对期刊本身的评价直接等同于对学术成果的评价。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对CSSCI的推崇，实质上是用对期刊的评价直接作为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并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问题不在于评价本身，而在于评价体系的多样化和各种评价体系自身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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