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即通常所说的早期“清华国学院”里的四大导师，无论其道德还是文章，都早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象征，曾经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后学。
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
这令我们益增怀想。――到底是为什么呢？
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当时简直是无一例外，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学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眼光终究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里，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但反过来说，他们在惯习的践行方式上，又多属于传统的儒者，还未曾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分工之割裂，所以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能保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这反而使他们的治学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背景、道德?涵与心理动机。
正因为这样，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
也正因为这样，在此后以学术为志业的薪火相传中，他们就表现为令人崇敬的起点与开山。而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他们开出的方向，才艰难地走出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既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态，都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发挥，也需要平心地检思与回味……
缘此，对于他们这四位特别的传主，哪怕是再详细的年谱长编，也绝不会嫌长的。相反，我们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去欣赏作者所能搜集到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四位前贤的生命历程，也正是早期国学院院史的宝贵缩影，足以让我们反刍寻味再三；此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四位难得的文化通人，他们平生的修养与造化也都千姿百态、煞是好看。
只是，读到最后，每一部年谱的倏然而止，尽管是在痛定思痛之时，仍然让我们感伤不尽，追思不已。
这就是本院推动此一项目的理由。
（此文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弁言，由中华书局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陈寅恪，摄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寓所阳台（1959）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蒋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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