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包括两层含义：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要求被拒绝，引发了北京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各界人士广泛支持与参与，这是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从广义来说，“五四”运动还包括前后的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它与政治运动相互联结，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正是启蒙与救亡的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青年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它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延续。中国知识阶层（儒家的士）在其兴起的原始形态即表现出“以道自任”的品格――士志于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总是在自觉实践着自身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国势危难，天下无道之时，知识分子更是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自觉性。而知识青年接受儒家教育，思想敏锐，行动果敢，往往成为运动的先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东汉桓、灵之际，宦官干政，朝政腐败，太学生与士人相互声援，议论朝政，形成巨大的“清议”力量，不仅如此，太学生还直接参与到打击宦官势力的政治斗争中，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大批学生与士人被收捕禁锢。这次打击宦官势力的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士人与太学生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与无畏的精神气节却是士的品格的突出体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五四”运动前夕，英、美等国主导的巴黎和会没有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了日本，使中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损害，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青年学生又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知识阶层广泛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精神正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延续。“五四”精神的当下价值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要有现实关怀与历史责任感，知识人应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精神。
“五四”更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为核心。晚清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人始终在寻找近代化的出路，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文化上进行彻底清算，“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倡导自由，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与清算，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历经近百年的曲折，时至今日，我们仍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民主与科学依然任重道远。不仅仅是民主与科学，与这场运动相关的，如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的实现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四”处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深深打上了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冲突的烙印。“五四”激烈地反孔教，反儒学，将儒学从正统文化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对传统文化批判不遗余力。知识分子唯民主、科学为上，蔑弃传统文化，普遍有着较重的思想偏颇，以至有学者认为“五四”是激烈反传统，全盘西化的。平心而论，处于中西方激烈冲突下，对传统制度文化的腐朽有着切身体验的知识分子有激进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照搬西方模式，中国的民主、法制是无根底的，不合乎实际的。现代化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重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正是“五四”留给当代人的课题。
回眸“五四”，我们今天面临的仍然是现代化的课题，我们需要对“五四”进行深层的反思，在继承中传续，在超越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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