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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 |
邢贲思 |
赵启正 |
叶小文 |
胡占凡 |
吴建民 |
编者按
2002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为庆祝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尼山论坛组委会和本报于5月17日在北京举行高层座谈会,以中央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国参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畅谈交流,发出中国人的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许嘉璐主持会议。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尼山论坛”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长期的博弈伟大的责任
许嘉璐: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和趋向博弈的产物。各种文明都要走向世界,自古已然。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的力度加大了,例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殖民运动”夹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撒播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进世界文明的一元化。二百多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传统被扼杀、鄙弃、遗忘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文明一元化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多元是文明自身的天性。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如果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狭小的视野来审视当代世界的特征,那么,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所面临的困惑和痛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
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向以极大地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华文明的内涵,的确有许多可以作为其他文明的参考,用来补充、纠正、制衡现在统治着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便人类在未来共同创造出能够真正促进自身进步,保障地球安宁与和谐的新文明。
现在中华文明正在参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一是我们对自己的遗产生疏了,精神遗产学术化了,需要接续上,需要生活化;二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自省的阶段,在地球变小,需要其他文明了解我们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多面镜,做多角度的自我审视,也就是需要参考其他文明是如何观察我们的,这也需要补课;三是随此而来的,需要把中华文明放到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和现实存在的大坏境中深度思索我们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在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下开展对话
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我们正式成立尼山论坛,由我们作为世界文明对话的主要方,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以前参加的一些文明对话,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老是作为一个配角。这一次,在中国举行这么一个文明对话,各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而且是永久性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过的。
为什么要进行文明对话?现在经济全球化以后,为了共同利益,大家相互依赖,许多全球性问题,大家共同来应对。应该承认各个文明之间,有一些大家都能承认的因素,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那也没法对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承认有差别性。应该承认所有不同的文明,都对人类做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没有高低或者优劣之分。
还有一条,大家要互相尊重。如果把对方总是看成一个潜在的对手、竞争的对象,那这个对话也很难成功。我想这一条也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优势的地方。
吴建民(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他这个论断是相当武断的。1997年,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了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亨廷顿出席了。我当时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我夫人是驻卢森堡大使,我们俩都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当面和亨廷顿先生有一番对话。我夫人就跟他讲,你觉得各种文明之间一定要对抗,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也有事实说明不是这样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相同文明里面打起来的,怎么看?亨廷顿先生当时也一时语塞。
我认为从1993年到现在,世界有几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在发展;二是冷战结束之后,亚洲在崛起;三是今天世界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把尼山论坛放在这个大背景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怎么能够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听不明白。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这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来做的。主流文化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
张小安(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我是刚从驻以色列使馆回来接任副会长工作的,对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了解。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从一个根儿上来的,也就是从犹太教来的。这三大宗教一直处在冲突之中。为什么?他们都具有排他性。这一点,和我们中国,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这是我在以色列体会特别深的。我也和以色列的学者,以及一些在中国工作过,对中国比较了解的官方人士谈过,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们的心态是一种平等的心态,一种包容的心态,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心态。但是即便是这样,我接触的一些西方人还是说,就是因为你这种包容性,让我们觉得更加可怕。他很担心他们的文化今后就没有了。尼山文明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让外国人来感受中国的文化,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这是个非常好的做法。希望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
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六十年,特别是三十年以来的迅速发展,已经由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了。中国因素是世界因素中的显变量,不可忽略中国;同时,我们对国际环境也不可忽略。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温暖的,有利的,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制约的。
国际环境很多,为了讨论方便,我们给它分类: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再往下细分,就是舆论环境。在这方面,中国遇到的困难:第一,中国改革开放较晚,国外对中国所知较少;第二,汉语传播得不够;第三,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偏差。这偏差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会造成对中国的歪曲乃至攻击呢?这是因为西方媒体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凡跟他们不一样的都要批判;再加上由于中国发展迅速,他们就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中国舆论不利的环境。
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在这多样性当中呢,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应该提倡对文化差异的正确态度。对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种态度是互相尊重,从而可以互补,可以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一种是“毫不在意”,引起交流障碍。法国工商部长跟我说,他说中国我不敢再来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受不了,为什么在宴会上我不喝酒就说我不够朋友;第三种是互相歧视导致文化冲突;第四种,如果被政治家利用,就会发生政治纠纷或战争。
所以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需要端正。我们在论坛中一定得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平等。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不要另眼看待,不要把自己高看一等,把别人低看一等。
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面对这种趋势,人们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态:欢迎它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害怕它的负面影响会招致某种严重后果。从文化的视角看,有人有一种担心,认为全球化的结果,会使各国的本土文化遭到严重挑战,从而失去它的自主性,甚至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我认为,只要各方正确对待,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结局,不但如此,还可以为各国的文化交流,为各国在文化上的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有时需要一个互相认识、互相理解的过程。拿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有一个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再到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过程。19世纪中叶,受西学东渐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曾经十分向往,甚至达到盲目崇拜的程度。后来中国人民由于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即便是合理的东西也曾遭到某些中国人的拒斥,这种行为是幼稚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锻炼,中国人民在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更加趋于理性。毛泽东提出的对于古代和外国的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邓小平提出要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等,既是这种理性态度的集中表现。世界各种文明形成有先有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不同文明之间,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儒学能够为文明对话提供什么
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我们都说“包容”,不错,但谈中华文化只讲“包容”可能不够,要从积极意义上来了解。用“会通”,我觉得更为恰当。我今天要宣传“会通”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中国优秀文化里面一个核心的东西。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在《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
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会通之学”善于互相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能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第二个,他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他,并吸收它的优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第三,中国古代思想善于融会、吸收各门具体学科的成果,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反过来影响各门具体学科的发展。
我国人文学术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历史责任,就是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中外会通与贯通。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很久以前有一种提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0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矫正这种提法的不足,有学者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两种体用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将中西文化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局限。今天,我们在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必要消除这种体用关系的对立,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与全人类优秀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文化上的体用合一和中外贯通。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强调,孔子是集大成者。他继承古代的传统。清华简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反映儒学集中了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历史积淀。
在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一行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多地区、多民族的文明。这点过去没有注意到。考古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中原地区,从安阳的发掘做起,一直没有出华夏这个圈子。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田野工作大量开展,才逐渐地认识到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共同缔造的。我们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多因素多源、多线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的考古学和古史研究很多年以来恐怕有一个很错误的观点,就是总以为我们这个古代文明是孤立的。这妨碍了我们将自己古代的文明放在全世界的文明史和考古学的背景里面,进行系统的考虑,没有能和世界文明对接起来。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说和其他文明毫无关系。举一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在英国剑桥看他们收藏的甲骨文,我就挑出一块来,当时我想,这块很特别啊,一看就不同,武丁时候的,刻有文的。我把它送到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院,请他们专门研究龟类的专家做鉴定。鉴定的结果就是,这种龟在历史时期,只能在缅甸以南。所以说中国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和外国文明有所接触,有所对话。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从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西方是由一个上帝,唯一的神来创造万物,中国不是。中国是“和实生物”。怎么样“和实生物”?“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以成百物”。所以中国从古以来,从思维上就有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维方式。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讲和。《国语・郑语》讲“以他平他谓之和”。具体说,第一,文明对话之间,“他”与“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金木水火土天地男女各种因素,都是互相尊重的关系。第二,“他”与“他”之间,应该排除先在的成见或者偏见,要用一种清净的心,来对待其他文明。第三,“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个“和”其实是达到一个目标:“合作”。
各文明、国家、宗教之间,应该有个“合作”。具体讲,一是“和生”,我们人和自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应该是和生的。第二点就是“和处”,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共处。第三点就是“和立”,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独立。第四点就是“和达”。自己发达了,也该让别人发达起来。第五点就是“和爱”。我想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的。基督教讲博爱,佛教讲慈悲,伊斯兰教译作中“安拉”爱着草木也爱着人类,儒家讲“泛爱众”,都讲爱。所以各个宗教间是可以互相融通的。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教授):我发言的题目叫“让当代温和主义流行起来”,副标题是“孔子能为世界提供什么”。
世界上有众多宗教文化和人文学说,就其多数而言,其经典宗旨都追求真善美,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为什么人类一直冲突不断,甚至相互残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在作祟。很多例证表明,信仰和主义一旦被极端化,就会走向反面,被代表特定集团利益的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破坏文明的工具。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对今天极端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一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奉信“基督以外无拯救”,以救世主在人间的唯一代表自居;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然选择搬到社会,奉信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这两种思想的共同点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重,强烈排他。后来的各种极端主义大都源于此:自己是最优秀的,代表唯一真理,他人都在我的脚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极端主义已成为当代人类一大公害。因此从思想上挖掘极端主义的根源,揭露极端主义的危害,反思人类文明的得失,寻找未来文明的出路,就成为今天人类的共同课题。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深刻反省,并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
儒家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我认为,就是从创建之始便种下了温和主义的基因,孔子乃是温和主义的始祖。这种温和主义的哲学便是中和之道。用现代的语言说:中是顺乎时代,合乎民心,不偏不党;和是尊重差异,协调关系,和谐共处。与“中”相反的是偏激、守旧、诡异,与“和”相反的是对抗、驯人、独尊。中和之道背后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心人、帮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人、体谅人),忠恕是仁爱的两个方面。有了忠恕之道就容易致中和,不偏倚、求协调,乃是体仁、行仁之道。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村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一家独尊、崇尚斗争都已过时,温和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孔子和儒学的中和之道的精神会大放光彩。
文明对话要注重文化渊源的探寻
王志民(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比较,有两个方面尤显重要:其一,要放在同一历史的断面。这样,其相互的联系及差异性才有显现的基础和着力点。我们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不同文明比较与联系中,会受到很好的启迪。
二是文明的对话要注重文化渊源的探寻。就儒学而言,这对于把握其文化形态的特质至关重要。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大的方面讲,一是历史文化渊源;二是区域文化生态的渊源,二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集三代文化之成的周文化,应是孔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而周之“礼乐”文明,实则由周公创制与发展。而鲁国为周公之封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鲁国集周文化之大成,获得了“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的称誉。从这样一个具体的文化生态,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文化的产生,就会找到一个深入解读的切入点。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区域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孔子思想的形成,从地域上讲,是以吸收齐、鲁为代表的夷夏文化的融合。
尽管我们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探讨儒家形成的根源,但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形成从一开始即是中国早期文明精华的集聚,由此来理解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并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胡占凡(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在全球化这个时代背景下,不论对话的人来自或者代表哪一种文明,大家都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人类创造的多样性,都努力发挥各自文明的智慧,并且努力使这些智慧相互融汇,彼此贯通。这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正在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知识准则和价值定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知识准则和价值定律的认知,有着我们自己的路径。《尚书・尧典》里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族”制通过“克明俊德”把散漫的个体血缘亲属和谐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把一姓和百姓和谐成一个整体;再然后,把国与国和谐成一个整体。
怎么样才能和谐成一个整体呢?第一,由内及外,从自家做起。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九族、百姓与万邦三位一体,和谐共荣。第三,和而不同,寻求九族、百姓、万邦之间的共性、共识,建设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认为儒家的思想观念,是内外贯通,四海兼用的。这样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带给我们中国人一种能力,即与他者对话的能力,以及与他者和谐共荣的能力。周恩来总理当年参加万隆会议,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来交朋友的,不是来吵架的”。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把这样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我们文明的对话上来,我们的对话才会有好的基础,才能使对话有效进行。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必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力量。这个时代背景也显示了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必要性。光明日报也将积极地参与像尼山论坛这样的有益的各类活动。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尼山论坛组委会副主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上,中国的声音现在还比较弱,中国的“话语权”还比较少。正在筹划中的“尼山论坛”,是中国自己来搭建一个世界文明对话的舞台。
我曾问当年作为中方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中国为何要加入世贸组织?他打个比方说,一个农夫挑担菜上市,可以卖了就走。但渐渐生意做大了,就要摆个菜摊,进而就要开商铺,开超市,就要去了解和遵守市场规则,并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就必须加入这个市场的组织。今天,当中国的贸易出口已居世界第一,那我们的文化呢?中国文化不“走出去”,中国在世界上就只能永远是“提篮小卖”的农夫。
中国文化拿什么“走出去”?要有外壳、有载体,更要有内核、有神韵。这个内核和神韵,最基本的,第一,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总有一股“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情怀。第二,和谐理念。在世界三个比较突出的文明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伊斯兰文明崇尚公平,中华文明则崇尚包容,并由此形成了和谐至上的价值观。
罗素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录音整理:罗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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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论坛,全称“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以孔子的诞生地尼山命名,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题,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以学术性与民间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为特色的高端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平台。首届尼山论坛将于9月26日-27日在山东曲阜尼山举行,就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开展对话,为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携手共建新型世界文明关系做出努力。
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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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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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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