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森：教育忠诚奠基人

作为共和国老一辈杰出教育家，战争年代，李曙森为民族独立和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倾情于教育事业

奠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完善党在高校中的领导是一项新的重要任务。1956年2月，天津大学率先试行党委制，成立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李曙森兼任党委书记。

1953年5月，李曙森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对党在新中国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抓紧建党工作是学校工作根本问题之一”，“在学校中大力建党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他指出高校实行党委制“既是党委领导制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学校发展方向的领导，而不是包揽学校全部事务，不是取代学校的行政、教学管理机构。

李曙森的这些认识是超前的、也是正确的。在他的领导下，天津大学逐步建立起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党委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委会的组成机构和制度，形成党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为新中国高校建立党委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1961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李曙森被指定为起草“领导体制问题”小组的组长，他拟就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例（草案）》（又称为“高教四十五条”），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被《高教六十条》采纳，构建起了新中国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深远。

倡导高校重点建设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国高校主要分为综合大学（文理科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和单科学院三类。李曙森认为这种高等教育结构不符合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要求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律，希望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我国多科性综合大学的发展。

1983年5月，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时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的李曙森，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大连工学院名誉校长屈伯川达成共识，由李曙森执笔完成《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他预期，未来这些重点大学所创造的价值决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因为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李曙森等四位著名教育家的建议，被高教界称为“835建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笔批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议书记处一议。1984年4月2日，国务院批复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在“七五”期间，拨出专项经费，先重点扶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所学校，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为日后高等教育“211工程”、“985工程”的先导。

主张高校培养高级专家

李曙森认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首先必须德育为先，要先解决社会主义人才的政治立场、道德情操、理想信念问题。然后还要重视业务水平的提高，业务水平是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问题。李曙森认为：“如果学得不好，做不好工作，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他特别强调，不能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对于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人，应该是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并鼓励业务学习。对政治上好，但不钻研业务的，要鼓励其政治上进步，帮助其钻研业务。

李曙森并非强调狭窄的专门化，而是要培养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的专家，不仅使其具备宽厚而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同时要具备职业内的和职业外的多种职能。他多次强调，高校不再是给未来专家以某一门很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某一套现成的为解决将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办法，或者说给学生一套处方式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培养学生不仅具有适应当前情况的能力，而且具有适应专业知识迅速发展的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工作条件，必要时能迅速转换专业知识技能，追上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探索高校办学规律

李曙森长期担任天津大学的校长、名誉校长，他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围绕培育高级专家这一培养目标，系统探索和总结了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规律。

他认为高等工科院校应当坚持理、工、文并重，并向综合化发展。早在1959年修订天津大学教学计划时，李曙森就强调数学、物理、力学、化学为重要基础理论课，必须加强。1961年，为了推进天津大学工科与文理科的结合，他率领50多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大学洽谈合作问题，订立了互助合同，实行两校互补。这在当时是个首创，开了大学之间合作的先河。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李曙森从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出发，强调“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看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须趋势，是个客观规律”，“综合发展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高等学校必须要强调理、工、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以培养出深厚的基础理论、宽广的知识面、思想活跃、善于分析、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也才能适应科学、技术、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他认为高校应当教学与科研并重。李曙森强调高校不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他认为，高校教学应当有教学质量的标准，即保证学生在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内把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真正学到手，并且有必要的独立工作能力。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却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又出现新问题的无止境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教学就是永远追求卓越的过程。李曙森认为教学与育人密不可分，教书必然教人。他说：“古今中外，教书必然教人。教书与教人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教书而不教学生，教书而不教人本身就是在教人”，因此，教师不仅有传授知识技能的责任，而且有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任，有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李曙森重视科研，他始终认为教师不搞科研就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就会成为教书匠，教给学生以现代化知识技能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他初到天津大学工作，即提出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进行，不能等待。他提出，要把高校建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培养研究生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结合点”，否则这两个中心都难形成。李曙森指出大学招收研究生，是发展科学技术，早出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他预见“今后的大学生里研究生的数量，有可能与大学生数量相当。完成国家科研任务，研究生是重要力量”。

他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师资的水平。李曙森多次强调“提高师资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关键，是办好学校的首要环节”，“师资的培养提高是学校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关键性的问题”，李曙森不仅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被誉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知心人，而且他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培养教师。1958年，他特意选派了一批天津大学的中、老年教师赴苏联留学进修，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天津大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种举措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之后，李曙森确定了天津大学“全面安排、长期稳定、重点培养、普遍提高”的师资培养基本原则，选拔一部分基础好，教学或科学研究方面有成绩、造诣较深的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以树立学术水平的标兵和形成学科的核心力量。1963年，天津大学将18名老教师确定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将62名青年教师确定为重点培养的学术骨干，这些教师日后成为天津大学重要的学术领军人物。在“文革”中，他们被称为“十八大罗汉”和“六十二小罗汉”，李曙森也因此横遭批判。1980年，心系全国教育事业的李曙森向教育部长蒋南翔建议，在各地建设一批教师疗养院，并受命主持建设了新中国第一所教师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