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写手郭敬明携最新小说《爵迹》成功登陆《收获》杂志,不出所料,“圈里圈外”一阵热议。议论的中心无非两点,其一,《收获》何以“识文不明”,接纳郭敬明“玄而又玄”的通俗作品?其二,郭敬明何德何能,跻身曾刊登过贾平凹、余华、宗璞等名家名作的老牌纯文学杂志?二者虽都是响当当的品牌,但黄钟瓦釜,格格不入,这是
《收获》杂志如今面临的尴尬和一年前的《人民文学》如出一辙。2009年《人民文学》在刊登郭敬明的小说后,主编的说法是:“文学有其弹性和包容度,它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中。”这次,《收获》的执行主编所作的解释是:“发表并不意味着肯定,只是给读者提供新的角度。”小说《爵迹》被安置在“延伸阅读”栏目里,很有点犹抱琵琶的意味。
问题的核心是,郭敬明的作品是否具备在文学样式上“开疆拓土”的高度,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新角度?扩展出怎样的文学边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灵魂的玩法》中,对小说《爵迹》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评价,认为小说语言:“臃肿杂沓、用语不当,暴露了作者只顾陈列不知安排、只顾炫耀不懂含蓄、只顾堆积不知选择的暴发户的趣味。”而《爵迹》里的打斗情节,基本还是古龙、金庸、温瑞安的老手段,“无非原地拔起,飘然飞掠,来去无踪”。至于小说的思想内核,他诘问:“倘若郭敬明和他的粉丝们真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青年亚文化,那它的核心究竟为何?”一言以蔽之,像郭敬明这样的所谓“新文学”,只是披着婚纱的老妪,徒有其表罢了。
如今,社会上许多所谓探索文学“多样性”的命题,不过是文化单位向商业利益低头的借口。看得到的好处是,杂志畅销,作家镀金,皆大欢喜。在文学的消费特征被明确、文学的商业属性得到承认的大背景下,围绕文学进行的经营行为,已经潜移默化地为人们理解并接受,而文学也从“陶冶人”变为“愉悦人”。
那么,看不到的损失又在哪里?
对于《收获》这本老牌纯文学杂志来说,自巴金、勒以创办以来,恪守文学品位,以它的作品和历史,见证了当代文学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被誉为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然而,此次刊登郭敬明的小说,不但将杂志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且让读者对杂志编辑“过山车”般的审美品位,屈从市场、“随风摆荡”的办刊心态,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对于郭敬明本人来说,名牌杂志镀金,粉丝崇拜,种种这些恐怕无助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成熟。赞美很可能跟毁骂一样的盲目,而且往往对作家心理上的影响更坏。因为赞美是无形中的贿赂,没有白受的道理。作家要博得这些虽不中肯但颇中听的赞美,便不知不觉迁就迎合,逐渐损失了思想和创作的自主权。
对于文学本身来说,这种不择粗精,咸甜杂进,以商业价值为唯一标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指导一切文学出版的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扼杀文学精神理想的同时,收缩了文学的视野,耗损了文学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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