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世界第一创新性不够
记者:目前,我国对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有多么紧迫?
潘云鹤:缺少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优秀的人才都转向金融、法律,学工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日本、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前在我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与经济和应用最近的工程科技。未来二三十年对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因为我国有很难的桥去建,有最难的涵洞要去挖,有复杂要求的铁路去造……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工程科技人员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创新性不够。
创新人才要敢于挑战权威
记者:怎样才能培养出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潘云鹤: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方法与创新的实践,三者缺一不可。核心是创新意识。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并且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批评和挑战。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需要学习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创新思维中的“驯质异化”、“异质驯化”等方法。
此外,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需要在创新的实践中成长――不光要按照书本来上课,还要结合创新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能综合和超越书本知识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思想轨迹――这种创造活动,我认为不仅要在大学一二年级开展,而且可以贯彻到中学和小学的教学中去。
此外还要给学生一个创新的环境和氛围。现在学校给学生的束缚太多,正如很多学生反映的那样:“我们进学校时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学校规定了那么多课程,就像一台台加工机床,结果大家都变成了一样规格的零部件”――可见,广阔的视野和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对于创新是多么的重要。
从小培养创新动手能力
记者:从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就应加强工程教育吗?
潘云鹤:我认为从小学、中学就应该培养工程意识,而且要培养工程创新意识。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比较注重知识教育,对动手能力尤其是创新型动手能力的教育还不够重视。目前小学生的练习题都是选择性的练习,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这种思维方式过于简单；而在工程上,实现目标的方法可以是千方百计,我们只能从中挑出一种最适合实际环境的,而很难评判哪个方法是绝对对还是绝对错――可见,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培养人的方法基本上是科学的方法,工程的方法教得还不够多,而这种思维方式应该从小培养。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快速出人才
记者:除了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工程创新意识之外,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才能快速出人才?
潘云鹤:我们建议加强对工程师的再培养,为什么呢?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路――改造工程专业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这需要较长的培养周期;另外一条路――我们同时可以从现有的工程师中选拔杰出人才,让其
回到高水平大学里接受继续教育,学习创新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例如原来是石化行业的,现在可以去学一点计算机、金融或管理。这个时间不必太长,可以是半年或几个月,应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由导师指导自己选择一部分课程，丰富知识结构，提高创新能力，推动产学研合作――我认为这是我国能快速出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
挽救“工程师”
记者:近些年,“工程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声望有所下降,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潘云鹤:我国的工程师过去地位很高,比如人们曾将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你问一个小孩子长大想做什么,他也许会说我想当演员、科学家、银行家,但很少有人说想当工程师――这说明近些年来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下降。为什么会下降?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其一,工程师的职称系列不完整。工程师的职称最高到高级工程师,再往上面称谓就乱了,有的叫“教授级高工”,有的叫“正高工”。我们知道,教职系列有副教授、教授,研究系列有副研究员、研究员,而副教授、副研究员就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感觉工程师明显比别人矮了一级，要想往上走，遇到天花板。
其二,工程师大多在企业工作,而很多民营企业是不评职称的,很多到民营企业内的工程师只是一种职务。因此,我国工程师的职称实际上分为两种:国营企业和机关的工程师是全国认可的,而许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程师则仅在企业内部认可。
其三,在评工程师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太注重论文,而不注重工程实践能力。实际上,对于工程师来讲,论文应该是第二位的,对工程的实际处理能力最重要。
因此,当前社会上对工程师评价标准的不规范性、对工程师称谓的不一致性,都使得工程师这个称号的价值有些“贬值”。我认为这很不应该:中国是个制造大国,工程师应当有很高的待遇和地位，工程师的待遇并不应完全去对照中级职称或高级职称,而是应该更高――这方面我们要向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学习。
(本报北京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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