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本起诉讼中，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声称，根据之前见诸报端的阎崇年“悬赏声明”，读者只要发现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中出现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经济争端？是严肃治学，还是蓄意炒作？媒体和公众的密切关注让此事不断升级，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多燥热。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三位学者，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作了冷静分析。
不怕出错，就怕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一本据称被挑出了690处错误的学术著作，摆在公众面前。据媒体之前报道，这本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出版前，历经作者和出版方15次校勘。到底有没有错？怎么出的错？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曹先擢
曹先擢（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语言学家）：
关于这场争论，我们可以寻求不同的答案，人们也可以出于各自的兴趣和目的去参与。而对学界来说，我想，从中能获得哪些有益的东西，应该是较为有意义的。
首先，既然有人“挑错”，那么哪些是确凿的错误，我们要先把它核实了。古籍整理是很辛苦的工作，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同时它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如果校注出错，是要贻误后人的。
其次，如果有“硬伤”，就需要仔细分析。既然有人下了很大工夫挑出了“错”，我们就得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性质的“错”，并加以归类。比如哪些是笔误，哪些其实是介于错与非错之间的、可以继续研究的，哪些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伤”，“硬伤”可是文献整理的大忌。
最后，如果确实有错误，我们还要分析，为什么出错？哪个环节出的错？书不是某人的家庭作业，出版以后，作者、出版方，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出版是一个程序，每个环节都有责任划分。谁约的稿，谁审的稿，要各尽职责来保障书的质量。我们需要查找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我们不怕出错，就怕错出了，却不知道是怎么出的。
现在有很多东西被“炒作”，炒作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炒作。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那些坚持学术至上的“傻子”。北京大学的王竹溪先生，以物理学家知名，西南联大时听讲说文解字，对语言文字发生兴趣，从此历经40余年编纂《新部首大字典》，直至他去世后此书才出版。做学问需要严谨求实。坐得住冷板凳、坚持学术至上做出来的东西，也许会一时无人问津，但是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
相关评价或应留给学术共同体
阎崇年是否真的做出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有待法律的评判。但有媒体认为，之前校注版《康熙顺天府志》的作者及出版方，对该书学术质量的宣传，充溢着对该书学术水平的肯定和自信。“悬赏门”背后，究竟谁是谁非？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媒体和公众，应该把话筒交给谁？
张颐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术共同体指的是，一群在共同学术领域中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群体。大家研究的学术领域接近或者相对比较接近。
在一些比较专深的学术问题上，比如涉及史料问题或者冷门专业，以及一些公共话题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公众和媒体往往不具备判断的专业能力，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判断。
目前白平诉阎崇年一案正在进行。但我认为，法院同样需要借助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来得出判断。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争执不下，且都有支持者。一开始，关于阎崇年著作“悬赏求错”的说法，是通过媒体、公众扩散出来的；后来，来自白平的质疑，也诉诸公众和媒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公众和媒体的加入并不能给这场争论的任何一方增加胜利的砝码，唯有专业的学术判断才是真理的标尺。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学术问题就不能走向公众，就不能通俗化。我认为，学术的公众化是必要的，学界需要和公众的沟通。我们既要提倡为了学术的学术，也要提倡把学术创造性地转化成公众资源。有一些学术问题，比如一些明显的硬伤（如剽窃之类），公众也是有能力判断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学术都适合或者能够转化为公众资源。《康熙顺天府志》是否有必要诉诸公众，可以有探讨的空间。这本书相对比较冷僻，能够阅读并作出评价的公众应该少之又少。或许一开始就可以把评价的问题留给学术共同体。作为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作品，该书需要借助学界的清史专业知识进行评价。
但是，目前而言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评断，在有些情况下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碍于人际关系而不愿指出毛病，又或者出于个人恩怨而指摘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扩大这个学术共同体，把专业范围扩大，让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到判断中来。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判断，书评也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一本书出来，很多人给予好评，那么这本书就有可能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如果无人问津，那么该书的学术水平也能看出端倪。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一本书若有学术价值，只会越磨砺越光鲜。
学者当对社会公众怀敬畏之心
当一次次的学术争端映射到公众这面镜子上时，究竟会投射下怎样的光影？在媒体的连接下，学界和公众看似远却很近。在公众的热切关注下，白平和阎崇年的争端，被媒体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事件能给学界、公众以及媒体带来怎样的思考？
金盛华
金盛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阎崇年与白平先生因为《康?顺天府志》挑错是否一字千金而结缘，并演变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事件，让全社会有了一个关注学术负责和严谨的契机。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一事件如何结局，实际上都发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因为此事最终达成的社会后果，将使更多学者不得不向用学术视角衡量自己成果的方式回归，从而在实际上增强了学术的严谨性和权威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众与媒体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固然有“一字千金”本身的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公众关于学术的先定期待是严谨、可靠和权威的。这也正是所有学者应该追求的境界。
但是，毋庸讳言，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倾斜和社会变迁衍生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导致学术界很难不受其裹挟而独善其身。学术界自身评价体系的重量而不重质的简单衡量方法，学者以与媒体结合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学术智慧的新生表达形式，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学术界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思维。
由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我称之为“眼球学术”（借用“眼球经济”的说法）的现象，当事者治学的动机并非学术本身，而是隐藏于学术背后的吸引眼球（以及眼球背后的名利资源）。知识领域的某些人士赶火候出书、出成果，本质也是追求功利的“眼球学术”或“眼球作品”。学术本有其自身的规则，但是，中国社会近年来的演变正在模糊这种规则，一些知识分子不能也不再用学术价值，而倾向于用纯粹世俗的功名利禄来衡量自身价值。这种演变之中，又潜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忧患，即各领域从业者的价值取向和趣味渐渐趋于雷同，而自身的信念和坚守却逐渐淡化。
实际上，学者需要用一种坚守的精神，认真做自己的学问。因为学者自身价值的立足点正在于此。学者如果舍学问之本，而逐利益之末，在本质的意义上，就已经不再是学者。
社会公众的智慧往往是可以渗透到每一个知识单元的“全智”。无论我们学有多高，对他们都须有敬畏之心和发自内心的尊重。毕竟绝无学者真正能达到学无过错的境地。阎崇年与白平两位先生之争，高下且不论，如能引发人们对学者须敬重公众的思考，也可称得上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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