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社团，它的社员遍布于政治、新闻、教育、国学、科技、艺术、宗教等各领域；成员既有辛亥革命的干将，也有封建复辟吹鼓手；既有国民党的元老，
全盛时期，南社的社员连同各分社和社友，成员超过3000人，囊括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柳亚子、陈去病、朱少屏、陈陶遗、黄宾虹、黄兴、宋教仁、李叔同、苏曼殊……。1909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刚登基不久，列强对中国已经瓜分完毕，清朝统治日薄西山，而久存于士子心中的推翻满清王朝的情结这时显得尤为突出。 1909 年11 月13 日，苏州虎丘山下、山塘河边的张公祠，南社成立。首批“雅集”的社员17个人，年龄都不超过30岁。
选择张公祠无疑已经表明了南社的心志。张公，名张国维，浙江东阳人，是明朝最后的兵部尚书，为保气节，他投水殉国，其死堪称壮怀激烈。这恰恰也是一种昭示，南社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文化团体，它其实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用一句政治话语说：南社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时期的必然产物。
个个胸中有风雷，这便是100年前的南社社员。“操南音而不忘其旧”，文弱书生曾经为斗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艺团体中最为风起云涌的一页。南社领袖柳亚子曾经这么形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可说是文经武纬，都是南社的“势力范围”。“如果说军人半黄埔的话，政治文化则尽归南社了。”
100年并不遥远，南社的风云，不仅记载在历史中，更镌刻在南社后裔们的血脉中。《吴江日报》率先进行“百年南社・后裔寻访”。这似乎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的探寻、情感的追溯，从滚滚的时代浪涛中掬起一捧捧似曾相识的水花，心中盛满的是挥之不去的崇敬和感慨。
柳亚子的外孙、南京理工大学教授柳光辽，年过七旬，但当他提及外祖父，依然泪光点点，外祖父像一座历史丰碑，依然屹立在他的心中；高天梅外孙、86岁的徐国昌，鹤发童颜，思维清晰，讲起家族命运，如数家珍，沉着坦然；陈去病外孙、身居苏州幽深曲园的张夷，欣慰地捧上数十年辛苦研究的有关南社的著作，并为能够担任中国南社纪念馆的总策划而自豪；杨千里女儿、著名翻译家杨德，认为“父亲的遗存和心灵的丰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她，她因此而不孤独”；姚?雏女儿、90高龄的姚玉华，眼中的父亲是个清贫的读书人，没田没地没房没官，却是南社“四才子”之一，她喜欢“才子”二字；成舍我之子、一心报国救邦的成思危，讲起父亲的往事恭敬自重，坦率而真诚；郑之蕃侄外孙、郑咏春外孙、76岁的生物学家汪松，建议用乡音接受记者采访，为的是怀旧，他为冥冥中穿越时空、跨越百年与南社主张科学强国的精神遥相呼应而欣慰……
报人们对这次百年后南社的追踪辛苦而富成就感，他们将这次行动自喻为“薪火相传，浴火重生”。在他们用脚步丈量过这100年的路途的时候，在他们用手指轻轻叩一扇扇安静的大门的时候，分享的是南社社员以天下为己任、经天纬地激扬文字的气魄与人生。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在想，南社后裔的再度回顾，又何尝不是我们共同的亲历？共同的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孙中山和他最最亲密的战友――南社菁英们的成功。”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是极高的。南社这群具有近代科学知识、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孕育和传播革命思想，制定革命纲领，组织和领导各种革命社团，发起多次反帝爱国运动，领导多次武装起义，对建立临时共和政府居功至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知识分子领导成功的革命。”因而杨天石给这群知识分子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共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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