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益尝试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沈壮海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任务。简而言
《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以研究社会主义大爱精神为基础，以论证社会主义的大爱精神与和谐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详细阐释了社会主义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统一性。该书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大爱精神是和谐文化的精华”的论断，对社会主义大爱精神在执政和谐文化、婚姻家庭和谐文化、农村和谐文化、城市和谐文化、职业和谐文化、慈善和谐文化的渗透、带领作用作了富有开拓性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的是千百万群众，要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就要让他们听得懂、记得住、做得来，这就必然涉及话语选择的问题。如何使用朴实无华的大众语言，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之一。《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对此显然也做出精心的探索。从某种角度可以说，“社会主义大爱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精神的通俗化、大众化表达，是人民群众普遍乐于接受的贴近生活的语言。古人说：“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众，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于简与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理论，在《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得到了比较鲜明的体现。该书的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生动感人，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爱执政精神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道德基础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关爱和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执政文化建设这一时代命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还多集中在一般意义上的执政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以及建设途径等方面，而对执政文化的内在精神、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精神内核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们的研究不仅触及到了执政文化的核心――执政精神，并且提出了大爱精神是实现“为民执政”、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从而为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执政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使命、执政方略、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执政精神。这种执政精神作为执政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执政党的灵魂和支柱，是执政党全体成员的精神信仰和奋斗目标。由于执政党拥有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可比拟的国家领导权，因此一种执政精神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一个政党的政治道德；一种执政精神的坚持和发展，更多地需要依靠一种道德文化力量的内在规范而非外在约束。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只有对国家和人民爱得深，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责任心，才会有献身的精神”。综观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发展历程，以关注和改善人的前途、命运、价值、尊严等根本利益的“大爱执政精神”，无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道德基础。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有无数党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甘于奉献，执政为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最博大的爱就是爱人民，最深切的爱也是爱人民，最真挚的爱还是爱人民。”这种对人民的大爱、深爱和真爱，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执政者执政宗旨的道德基石。
由此可见，大爱执政精神不但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坚持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主导广大执政者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亲民爱民、执政为民的内在道德规范。在执政文化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今天，王少安、周玉清同志在《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一书中对大爱和谐执政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开创性地提出了实现党的为民执政精神、和谐执政精神、大爱执政精神相统一的执政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思路，这本身就是对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贡献。
运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解读人类之“大爱”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石云霞
爱在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古今中外，无论什么地域、什么肤色、什么民族的人们，都有自己的爱的情感、爱的意识和爱的行为。《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有这样几句话：“纵观人类的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其生命历程无一例外地需要他人与社会的呵护；人类生命群体在繁衍和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饥饿、严寒、酷热、灾难、困苦、祸害、危险等恶劣坏境，面对着人的生命自身的出生、幼弱、疾病、伤残、衰老、死亡的过程，也无时无刻不期盼着人生历程中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幸福和快乐。从这个意义说，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质就是人类生命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不断呵护自身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对幸福的期盼，改善生、幼、弱、病、伤、残、老、死等生命环节的质量的过程。”这些看似纯朴的论述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自然本性，是很深刻的。在我国当前的舆论环境中，“爱”、“爱心”、“大爱”等不仅是越来越普遍的语言现象，而且已经形成思潮，一种“大爱思潮”。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鲜明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对这种现象、这种思潮进行冷静思考、深入研究、正确解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科学引导舆论导向。
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爱理论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为人们树立“科学的大爱观”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是很有意义的。本书在哲学层面上从三个角度作了论述：一是根据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大爱精神的一般本质，即爱的意识、大爱精神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类的爱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神的意志，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二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大爱是普遍的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大爱精神既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道精神，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利益关系中，表现为特殊的具体的形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大爱精神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原始的又是伴随人类历史的前进脚步逐步完善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普遍的，但要在各具特点的爱的具体形态中、在人类大爱品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去寻找。三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揭示了大爱实践是大爱精神的源泉、动力、出发点和归宿；并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论原理，提出“大爱行为是检验和区分‘真爱’与‘假爱’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在进行了必要的哲学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对“社会主义大爱”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界定，认为：“社会主义大爱”是指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对人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持久的关爱精神和高度负责行为的统一；它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历史条件下生成、培育起来的，是人类之爱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这个具有哲学蕴含的界定，言简意赅，可以仔细咀嚼。
《大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一书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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