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贯通、虚实相应”是我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所谓“上下”，是指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学科层次；而“虚实”则是指抽象概念与经验事实，也指理论与实践。30多年来，我经历了这一目标的确立、不懈追求和逐步实现的过程。
学术目标的确立
我是学哲学出身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因此，我在198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的前言中说，这篇论文“也许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即从原来只在哲学的范围内思考，转到了‘哲学―专门科学―社会技术学’的路子上来――这条路与其说是通向实用，不如说是为了能够上下（不同研究层次）求索，有个坚实的根基。”
当然，“上下贯通、虚实相应”作为学术目标，还包括研究对象的选择和问题意识的形成，这些具体内容的方面，更多的是受到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改革开放的激励这些生活经历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在这篇短文中，我主要从形式和方法方面谈论学术目标。
学术目标的追求
实现上述学术目标的第一个尝试，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邀集几位分别来自控制论、计算机科学、数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青年学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合作撰写了一本《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这本书的视角和写法与流行的社会科学方法著作迥然不同，它是在社会科学中第一本体现钱老提出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的著作。同一时期，我还和徐远和、朱红文等撰写了一本《中国社会发展观》，与杨音莱合著《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这些都是我在实现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
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二个尝试，是我在1993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当时，吉林大学也有几位学者从哲学研究转向了社会发展研究，与我们共同推动了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那几年，我经常参与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界的学术活动，参与陆学艺主编的《社会学》一书的写作，并与陆学艺共同主编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
1995年，我从哲学所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技术，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在努力按照社会学的规范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同时，内心里却一直坚信，哲学与社会学虽有重大差别，但却不是对立的，就其本质而言，各门学问是共通的。基于这一信念，我在2001年编辑自己的第一本文集《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时，就按照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构、认知结构和时空结构三个层次，把我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乃至社会政策研究贯通起来了。
同样基于这一信念，我干脆从发展社会学研究下沉到不仅具有经验性而且更具操作性的社会政策研究。1999年，我牵头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7年申请并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2009年又成立社会福利专业委员会，这显然是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研究为主业了。
学术目标的实现
实现“上下贯通、虚实相应”的目标，只能是不懈追求的过程。“贯通”到什么程度，“相应”到什么状况，难以绝对衡量。但不管是上下贯通还是虚实相应，对社会学来说，无非是扩展学科的传统界限。可以说扩展学科界限，正是体现社会学综合性的必然要求。
为了实现“上下贯通、虚实相应”，我在发展社会学研究中，尝试引入时空视角，也就是试图把发展社会学与时空社会学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其实就是它们学科界限的融合。为此，一方面，我和朱红文教授主持编选了一套《时空社会学译丛》，系统译介了自索罗金、默顿、古尔维奇和布迪厄以来的10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另一方面，我和邓万春、何健两位博士一起，尝试立足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经验，从时空视角提炼发展社会学新概念，回应当代发展的新问题。在我们所著的《发展社会学》中，既保持了从抽象概念到经验现实的广阔空间，又努力建立不同层次之间的逻辑联系。尽管受到教科书体例的限制，我们还是在“贯通”和“相应”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中，我提出的底线公平理论，不仅追求公平理念层面和制度机制层面的结合，还因为它是面向社会政策的，更注重使之尽可能地付诸实践。我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和渠道，积极参与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险等制度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为推动有关政策的尽早实施尽了绵薄之力。作为一个学者，我既为看到这些制度和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而感到欣慰，也增强了继续追求几十年矢志不渝的学术目标的信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景天魁男，1943年生，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顾问、社会福利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和社会福利制度研究。他先后提出了“劳动起点论”、“社会认识系统的悖论”、“时空压缩论”、“底线公平论”等观点。独著《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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