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symbol）是我们在学术和日常语言中频繁使用的一个外来词。从西方哲学的意义上说，符号就是意义载体。例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词语“美丽”、公式“1+1=2”、摇头的动作，它们分别指示着特定的交通规则、语义、数学规律和意愿，无一不承载特定意义，因而都是符号。如此看来，符号可以是物，是词语，也可
从词源学上说，“符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词σμβολον(symbolon)，它的意思是：“被扔到一起的东西”。在古希腊，符号通常是某个经由使者在朋友或生意伙伴间传达的信物或公证物。人们先把某个东西（如硬币、铭牌）一分为二，让每个使者各执其一。如果两人重逢时能出示各自的一半、并将它们严丝合缝地嵌合起来的话，就可以按照主人的委托完成一桩生意。因此在最古老的意义上，符号乃是用以保证生意往来中合同和约定的可信性的“身份证”。词源学考察也向我们暗示出，符号往往是部分的，而它代表的意义则是整体的。
作为载体的符号具有多种形态，对它所代表的意义的解释也因不同文化领域而异。事实上，“符号”概念内涵丰富而多有歧义，殊难定义，在哲学上也不例外。不过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它被考察的方式，对它做出宏观和微观的区分。
宏观意义上的“符号”概念强调符号的存在性质和样态，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符号的判定和分类问题。符号的判定主要是标准问题，根据不同的标准，符号的范围也就有大有小。比如，有的符号理论家只把语言文字认作符号，有的则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符号所充实的。这里也牵涉到对“符号”与“记号”（sign）从属关系的看法。在日常语言中二者可以互换使用，指的都是传情达意的载体。然而在符号理论家那里则有所不同。有人把“记号”看作一个总概念，而把符号仅仅看作一种特殊的记号；有的则相反，把“记号”看作一种特殊的符号。从符号的分类说，也有不同的标准。根据存在性质，符号既可以是一个实物，也可是一幅图画；它既可以是约定俗成的记号，也可以是动作和姿态。我们也可以根据符号所处的不同领域，将之分为宗教符号、政治符号、科学符号，等等。
微观意义上的“符号”突出强调符号的结构、功能、过程和规律。基于这种考察视角，这种符号多指非实物的“记号”，如科学中使用的各种字母、标记，语言交流中使用的语词。科学中的记号尽管可以为我们所见，因而具有“物质性”，然而其功能却在于传达更为普遍的理论和逻辑意义。如在E＝mc2这个公式中,m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物质可见性，而在于它体现了物理学中的特定规定和规律。我们也因此把类似于m的符号称为“形式符号”。与科学中的记号相比，语言记号则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抽象概念的载体，也是感性的声音本身。语言记号之所以能够成为交流工具，就在于它把物质性的声音和概念性的意义融为一体，使我们在听到声音的同时，也领会了声音传来的意义。
然而，在符号哲学和符号学产生之前，这样的区分并不严格对应着哲学史上关于符号的种种理论――哲学家们毋宁是在总体含混、同时各有侧重的方式上使用着“符号”概念。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来，文字是语言表达的符号，语言表达则是灵魂的符号。直到17世纪末，“符号”才被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正式引入哲学。相对于对上帝的“直觉性认识”，莱布尼兹把人的认识形式称为“符号性认识”，并梦想以数学为典范建立起作为“普遍符号学”的人类知识体系。其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认为，符号性的认识方式属于直觉，它以类比的方式促成对事物的认识。比如，我们用手推磨这个符号类比于专制国家，从而达到对后者的认识。康德的说法旨在证明“美是德性的符号”这一命题：美和德性虽属二物，但却可以在类比的意义上把前者看作后者的符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在类比的意义上把“符号”当作美学概念来使用。对他而言，符号体现了它和它所代表的事物间的类比关系，比如，狐狸作为符号，与狡猾具有可类比性。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符号的专门理论才在宏观和微观的考察方式中逐步蕴育，并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蔚然成风。在宏观方式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发展出一套符号哲学体系；在微观方式下，则产生了一个专门学科：符号学。
1923―1929年，卡西尔发表了三卷本的《符号形式哲学》，这标志着历史上最为完备的符号哲学的建立。卡西尔的“符号”概念既取自歌德，又和赫兹、迪昂等自然科学家有渊源；既与莱布尼兹的“普遍符号学”理想遥相呼应，又暗合威廉・洪堡的人文精神。这些特点，使其能够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符号”概念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个基础就是：作为普遍意义和具体感性的结合体，符号乃是“精神的动能”；它并非只是意义的偶然“外壳”，更是意义的必然机体。通过“符号”这个本体概念，卡西尔为自己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过去一百年间，以微观方式研究符号的结构和变化规律的符号学（Semiotics）也应运而生。从Semiotics的字面来讲，它是关于记号，而非符号的理论。有趣的是，历史上第一部以符号学命名的书籍，是古罗马哲学家、医学家盖伦所著的《症候学》，这似乎预示了符号学对记号进行过程和功能研究的取向。其后英国哲学家洛克也曾提出过符号学的设想。具体而言，符号学又在发展中形成了两个分支：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以皮尔士和莫里斯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
通过对西方哲学中“符号”概念进行简单回顾，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作为连结部分与整体、感性与理性的载体，“符号”无疑深刻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二元主义，后者乃是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自然与自由等等对立的隐秘的泉源，这是我们学习西方符号思想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
其二，就符号理论以不同方式揭示了人类的普遍经验而言，它无疑具有学术上的普适价值，因而值得大力介绍和学习。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取他山之石而攻己之玉，发展出既能有效解释我们的思想传统，又有助于当今中国思想格局之构建的中国符号理论来。（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延伸阅读
自从索绪尔、皮尔士、卡西尔等人确立符号学和符号哲学的学科地位以来，它们的发展可谓生机勃勃，方兴未艾。从符号学来说，索绪尔所代表的语言符号学深刻影响了其后一个世纪的符号学和语言学，他的理论在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罗兰・巴特等符号学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皮尔士开创的实用主义符号学则通过莫里斯和西比奥克得到延续。从符号哲学来看，卡西尔的符号理论对战后美国哲学界有较大影响；上世纪70年代后，卡西尔的哲学在他的故乡德国迎来了“复兴”，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他的符号文化哲学也通过奥特、施魏玛等人的研究和更新而不断发展。
今天的符号理论具有以下发展趋势：第一，语言符号学、实用主义符号学不断合流，这尤其体现在阿佩尔的先验实用主义哲学中；第二，符号学的对象不断从语言和形式符号转向具体文化，如电影、服饰等；第三；符号哲学一方面不断转向现实的文化批评，另一方面处于和现象学、认知科学等学科或思潮的不断融合之中。
相比于西方，中国符号理论的发展起步很晚。国内不论是对符号学还是符号哲学的研究，都还处于蓬勃发展之中；适合于中国文化特质的符号理论，也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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