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学科建设热火朝天的当下，面对本土和西方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整理国故自然必要，引介外援也当此时。刘军平教授凭一己之力，写就了80余万字的巨著《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总的看来，这部史书反映了西方当代译论“围城打援”的历史：起初研究翻译本体，后来围而不攻，多论非本体即外围问题。整个研究宏观为主
西方译论强调继承中创新，虽沿用前贤思想，更重新学创立，因此新词迭出，百家争鸣。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由内至外，由微至宏，由浅至深，由窄至宽，由实至虚。到后期，除翻译学出身的译论家外，西方译论家出身还有两路：一路出身“低微”，或出自被压迫民族，或出自弱小国家，其心态是反抗的，免不了矫枉过正；另一路出身“非行家”，许多理论家并非埋头译事译论的专家，他们多数学识渊博，学术有素，如由语言学出身的有奈达、巴尔胡达罗夫、雅各布逊等，由哲学出身的有尼采、本雅明、德里达、海德格尔、奎因等，他们成名于本学科，善于将其成果转用于译学，开疆辟域。后类学者中有的善于科普，有的只是输出术语，略显深涩，生吞活剥者也不少见。入主译坛而献身译学者少，旁逸斜出打敲边鼓者多。这种引入式理论研究有自发的，也有将就的；有的赋予译事科学的解释，有的完全可当作戏说，甚至是妄言，国人切不可当真。这些出身各异的理论家，凭借自身的强项，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等视角切入，从外围向译界研究射入新光，仿佛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总体观之，似乎都在论道，道在器先，即从翻译之外论翻译：为何译，为谁译，译为何？西人坐而论道，金针何以度人？何为译？如何译？他们越来越不关注。他们要抢占的是“道”的高地，“技”的丰富暂无暇顾及，或者认为已了无价值。
外围研究有优点，也有缺点，即远离翻译本体，有的完全走入了文化领域。从整体上看，越到后来，译论研究的叙说方式似乎越来越宏大，越发觉得在言说与译相关却属其他学科的事，可谓渐行渐远，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超然译外，连翻译研究之基石――翻译的内涵，都莫衷一是。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是一部尝试填补空白的翻译理论通史，作者既陈学派洞见，也暴其盲点，更有可资中国译学借鉴的地方。第一，要辩证地看西方，以译论发展来看，西方标新立异甚于中国，新词迭出，攻其一端，但不及其余；叩问本体较少，打援者多，攻城者少。中国学者学习西方分析性思维的同时，别忘了发挥综合性思维的强项。第二，学习西方敢于立说，在表述中走向成熟。西方将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中国也曾有过，但不系统，未专门化，寥寥数字，一语道破，不善于写成专书。我们缺乏系统的逻辑学训练，有必要补课。第三，处理好翻译研究的内外关系。可做玄理研究，可做外部研究，可从外部关照内部研究，但更要注重与本体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和外围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刘军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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