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剧变的时代，这剧变是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历史一系列变化的一个部分，即李鸿章所称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变局不仅仅是那些表面上一望而知的变化，诸如经济、政治、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而且还包括那些潜隐在这些东西背后的那些东西，包括我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的文化
当然，对于每一个人类个体来说，影响和决定历史巨变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以及在制度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伟大人物。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普通个人的力量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零头或余数。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许平凡、平庸，但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都对历史发生着独特的作用。而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历史的这种自觉，是对自己的力量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权力意识、正当诉求和自由渴求的充分体认和肯定。
这就是“五四”先贤们说的“人的觉醒”，人的自觉。
余秋雨主编的《经典人文》丛书，实际上带有重续“五四”前贤“人的觉醒”的意思。
当初，“五四”一代人痛彻地感到，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人”缺失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曾经是黔首，是布衣，是奴才，是草民，是百姓，就是从来没有被当成过人。和平时期，我们是给官府交粮纳税的工具；战争时候，我们是吃粮当兵，供一将功成的工具。在这片土地上，“人”被压抑了数千年。
正因为如此，“五四”前贤大声疾呼“人的觉醒”。当然，对“人的觉醒”如何落实，“五四”一代人是有不同看法的。鲁迅的路径是立人，通过改造他之所谓的国民性，来唤起国人“人”的自觉。胡适则是致力于呼唤人们被压抑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虽然“五四”一代在“人的觉醒”问题上的具体努力方向不同，但终极目标却是一致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有主体意识、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个体，是一个“人”。
“五四”先贤的呼声振聋发聩，照亮了一个时代，启蒙了一代中国人。重续“五四”先贤“人的觉醒”的话题，具有另一种特殊意义：和谐社会之“和谐”，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有着独立意识、自由意志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和谐。
余秋雨主编的《经典人文》丛书就是让读者全方位地了解“人”的各个方面，引领人们由生理意义上的人提升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和灵魂意义上的人，即搞清楚“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里，不要让我们有的人“理想真空”（有的人成了“只想着自己那点小事”的没理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小市民甚至市侩），也不要让我们有的人患有“精神贫血”（一方面心灵缺乏人文的滋养而显示出了苍白与枯萎，另一方面对现实纯粹功利的目标却热衷到失去理性）；不要让我们有的人“价值悬浮”（对真善美不知倾心歌颂，对假恶丑缺乏痛恨和鞭挞，对良知、情感、追求真理等高尚情怀的漠视，没有道德楷模，对任何东西缺乏敬畏之心），也不要让我们有人的出现“吏治失范”（不能很好的以“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来行使权力）。和谐社会里的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人文素养。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秋雨主编的《经典人文》，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的“必读教材”。（图片选自《经典人文》）
《经典人文》丛书余秋雨主编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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