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7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建三
师傅想让他成为“一流的钳工”
有电视台记者曾问过马敏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能够从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成为大学教授，然后成为一位校长？他仔细思索后回答说，自己一生得益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下乡”――三年的知青生活，另一个阶段是“洋下乡”――三年的留学岁月。
1974年，成都的一批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19岁的马敏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风华正茂的他代表当年成都市的知青在动员大会上发言。“扎根农村，奉献青春，努力做一个最好的知识青年”，他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马敏去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冕宁县团结公社。
团结公社位于安宁河畔，是汉族彝族共居的一个山区公社。在那里，马敏做过民办教师、大队团支书、民工负责人。有一次，他带领大家在山上修水渠，天寒地冻，吃住都在山上，夜里常常被冻醒。一次抗洪抢险中，他曾经历过生死考验，被湍急的山洪冲倒，差点就没命了。不过这一切，他都坚持了过来。生活虽然艰苦，但爱读书的马敏没有丢下书本。闲暇时，他认真研读马列著作、哲学、历史等书籍。
后来，马敏成为中建三局二公司的一名钳工，参加修建青山热电厂。当时马敏住在建筑工地一所很简陋的房子里。带他的师傅是一个高级钳工，师傅一心想把自己精湛的绝活传授给他，让马敏也成为一流的钳工。由于他肯吃苦，脑瓜儿又灵，很快就掌握了钳工技术。
谈起这段经历，马敏在为入校的新生作报告时说：“有了这些磨练，遇到再大的困难与挫折，你都能够顶得住。所以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到农村去锻炼两年，服务基层教育，是一段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拼命三郎”来了！
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没有放下书本的马敏顺利考取。他接到了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时他的理想是读哲学系或中文系，所以，钳工马敏接到这张录取通知书时，一下子就怔住了。
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云：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尽管马敏没能就读理想中的中文系，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章开沅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章开沅先生便因在辛亥革命史等研究中的杰出贡献而享誉海内外。章先生渊博的知识、优雅的学人风范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马敏，从此“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成了马敏毕生的学术追求。
就这样，大学四年，马敏都在静心苦读，他那步履匆匆的身影总是流连于图书馆、教室。不多久，马敏的勤奋已是全校皆知了。10多年以后，中文系78级的一位女同学这样回忆道：看到马敏如此用功，我们既敬佩又害怕，只要一见到马敏，我们都戏称“（拼命）三郎”来了！的确，用心的苦读使马敏远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悠闲，但他从不退却，仍一如既往地努力着。大学四年级，马敏完成学士论文《1900年的历史特点》，在文中，马敏以开阔的视野尝试着对历史做了深层次的研究，初步显示了史学研究的才智。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章开沅先生的关注，不久马敏顺利考取华中师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式成为章先生的入室弟子。
“故纸堆”里打牢治学基础
1982年春天，刚读研究生半年的马敏在章开沅先生的提议下，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望龄教授及学友朱英一同前往苏州市档案馆参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他吃住都在苏州档案馆，一泡就是半年。他每天都埋在故纸堆里，翻阅查找商会档案。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马敏不无感慨地说，整理档案虽然枯燥，但是却打牢了自己资料搜集整理的基本功，这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一步，为此后的治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1984年，马敏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该论文受到彭雨新、皮明庥、冯天喻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同年，马敏留在历史所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在章开沅先生的鼓励下，马敏开始研究更为宏阔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
博士阶段是马敏学术成绩突飞猛进的时期，1986年他发表于国内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初探》一文，首次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该文除全文译载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外，还被多家刊物转载或摘要。
此后，马敏又先后在《历史研究》等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如《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过渡特征与中国近代社会形态》等等。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1987年12月,马敏完成了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在这本论文中，马敏开创性的成果便是将阶级结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在历史的纵横比较中用“过渡形态”的总体构想，解释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一系列特性。
章开沅先生对马敏的论文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成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研究，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新思路。”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不久就入选了首届“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这是当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入选该文库的唯一一篇论文。
“流水不争先”
自1989年到1992年，马敏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在国外，马敏一方面致力于中西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一方面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翻检史料、多方请教，与美国汉学家余英时、史景迁、周德瑞、林蔚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92年访问期满后，马敏与妻子回到祖国。刚刚回国时，生活和研究条件都非常艰苦，但马敏却默默地承受了，当周围的老师朋友替他抱怨时，他却笑着说：“流水不争先嘛！”“流水不争先”是马敏最喜爱的一句名言。在生活中，马敏非常喜欢下围棋，他从日本超一流棋手高川秀格所创的“平明流”中悟出了一条“流水不争先”的至理。试想淙淙山泉，蓄势而发，顺流而下，汇聚百川，奔腾赴海，这是何等的力量与气势！还用得着处处去争先吗？惟其不争，方能保持恒常之心缓缓用力，以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和崇高追求；惟其不争，方不至于因小失大，迷失自我。
与“流水不争先”相对应的是，马敏在学术上仍坚持了他治学以来的“拼命三郎”精神。回国后的第二年，马敏就与挚友朱英教授合作出版了力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这本书被国内史学界誉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书中的观点和资料为各国学者多处引用。1993年是马敏回国以后最艰辛的一年，在这一年中，马敏一向尊敬的岳母不幸患上癌症过早辞世。就在频繁往返医院以致于身心极度疲惫的状况下，马敏集十余年的功力终于完成了他的中国近代绅商研究，于1995年出版《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很多权威杂志和媒体纷纷发表书评，认为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绅商研究理论体系”。外国学者也誉之为商会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此时，连一向从不轻易表扬弟子的章开沅先生也不禁称赞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马敏学术境界的提升”，史学界也视马敏为章先生门下最勤奋而又有才华的弟子之一。
马敏不仅在具体的实证研究，如中国近代商会史、绅商及资产阶级、博览会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还以敏锐的学术视野，在推动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学领导者要懂学术”
2003年6月，马敏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这一年，他48岁。如何推动、引领华中师大这艘大船前行？马敏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个学者到一个大学管理者，他带领全体桂子山人开始了又一个百年的新航程。
在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关系上，马敏说：“大学领导者，尤其是校长，如果不懂学术，不研究学术，就无法带领学校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向卓越。”他认为，大学领导者要懂学术，首要的含义是要做学者型的大学领导者，在一定研究领域要有独到的学术建树。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学校的管理最主要的是学术的管理。因此，大学领导者懂学术的第二层含义是要精通学术管理，关心学术，热爱学术，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熟悉学术发展规律，并能根据学校的实际提出并实施卓有成效的学术兴校战略。
在传统的大学管理理念之外，马敏在中国率先提出并践行“经营大学”的新理念。尽管“经营”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呼百应，但马敏一直坚持他的理想。在经营理念指引下，学校的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人、财、物等资源充分整合，发挥了资源的最大效益。学校北大门地处黄金地段，近20年来学校一直苦于没有资金开发建设。学校领导班子果断决定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开发，经过谈判，最后与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对方投资1亿多元建设科技综合楼和新校门。
新世纪，世界进入大竞争时代，这种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的竞争和文化生产力的竞争。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马敏又带领学校走在前面。早在2000年，华中师大即在全国率先成立文化学系，致力于国际文化交流、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马敏出任校长后，特别是2005年至今，华中师大先后成立文化产业研究所、武汉社会文化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开设文化遗产专业方向，并举办了“中国首届文化创新高峰论坛”，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7年，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留学政策的受益者”，马敏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的那段留学经历给了自己很多影响。一流的学校管理、一流的学者队伍、开放的学术氛围……这些对马敏治校的国际眼光、世界意识、开放思想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并促使他提出学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马敏担任校长的几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被誉为“华师现象”。
世易时移，马敏的人生角色一直在变，但是对他而言，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担当何种角色，他都无怨无悔，全力以赴，绝不虚度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力求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知青、钳工、大学校长，马敏的人生轨迹并非传奇。他致力于“做一个一流的自己”，走好人生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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