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已于前一年中举的袁昶从杭州城东讲舍转到上海龙门书院读书，在这里奠定了他一生经世实学的最初基础。设立于同治四年的上海龙门书院，创始之初即以倡导有用之学为办学宗旨。担任该书院山长达14年的清末著名学者刘熙载曾教导学生：“为学当求有益于身，为人当求有益于世。在家则有益于家，在乡则有益于乡，在邑则有益于邑，在天下则有益于天下。斯乃为不虚此生，不虚所学。不能如此，即读书毕世，著作等身，则无益也。”当时书院中“课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记、读书日记各一册，每日填记，逢五、十日呈诸院长评论。”袁昶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曾特别记下刘熙载“先生言立功立德必须从人情物理做起”的教导，所读所思，皆以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他认为，“凡学者于职方氏之西北地形、太常之律吕、司天台之历算皆须考核，以及屯田、水利、军制、马政、地丁、保甲、漕粮、旗务皆以实理精意相辅而讲明之，为亟所为藏器于身，以待天下之动是也。”（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上册，122页）这就表明，他已完全接受了学者当重经世实学的为学主张。
如果说上海龙门书院的求学经历使袁昶打下了最初的实学基础，那么此后长时间的宦海磨炼则使其经世实学思想逐渐成型并别具个性。按清代选官制度，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大吏的选拔，皆为翰林出身，所以士子中进士后，皆以能改庶吉士，入翰林院为上。但翰林院地处清秘，职司编纂，较少有机会接触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政务。袁昶在光绪二年中进士后，先为户部陕西司、云南司主事，负责掌核两省钱粮，后又在部内北档房供职，处里部内庶务。光绪九年（1883年）调总理衙门章京后，袁昶长期在外交部门任职，参与了中法天津教案交涉等外交活动，对当时中外情形，较一般士大夫有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都具体反映到他的经世思想中。
第一，重视九流百家之学，强调学术对于现实社会的实际作用。袁昶反对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认为“乾嘉间名人有学无问”（《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上册，370页）。他认为，按四部分类的传统目录学将实学归为子学，没能突显其应有的地位，从而乏人问津，这是最终造成中国缺少经世人才局面的重要原因。“学必专门，自名其家，乃能致用，莫善于艺文志六略，莫不善于荀勖、王俭以下分甲乙景丁四部。盖六艺、九流所以开人智趣、诗赋所以导情性，兵书形势家，今日舆图营陈之学也；技巧家，今日枪?制造之学也；数术方技家，小道可观，亦皆切于实用。自强分四部，《七录》以后，于是汗牛充栋，尽为糟粕。?荃九流专门之学亡，而文集出粗者溺于词章，精者衍为空理。朝野晏然，农战不修，文儒是竞而夷狄趁虚入，中国之患烈矣。”（《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下册，1008页）在为自己的藏书编订《永慕堂藏书目》时，他独创了一种18部分类法，完全以学术的致用性进行分目，如原来四部分类中地位仅次于经学的史部诸类，被完全打乱，分别编入“通鉴三通历代政典掌故之学”、“本朝三通会典掌故之学”、“舆地学”等，可见袁昶所强调的是史学中以古鉴今、能为今人所用的部分。而原先在传统目录学中从未有过的“律令学”、“洋务学”、“边务学”等分类的出现，更加表明袁昶对经世之学的强调与重视。需要指出的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传统目录学，其分类情况乃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并最终演进和固定为四分法的，并且这种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方法自产生之后，就长期作为传统目录学的基本分类方法得到学者的肯定和认同，说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袁昶这里的强烈批评自有其可商榷之处，却也显示了他不受传统学术藩篱之限制、追求有用之学的独特学术眼光和学术见地。
第二，重视人才的培养。袁昶认为，中国之所以实学废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实学教育，并由此导致相关人才的匮乏。“自六艺之教废，而世无文武之材。农战不修，清言是竞，室中之说，坐论精妙，外器物而悟性命，舍事功而?微言，驯至四裔内侵，中国衰微矣。”“性理道学之徒盛而汴京沦于金、南渡输于元矣，以空议亡天下可哀也哉。”（《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中册，419页）光绪十八年，袁昶在总理衙门工作十余年后，被外放到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兼管芜湖关务，这给了他实践自己经世主张的难得机会。在此期间，袁昶刊刻了大量实用书籍并汇为《浙西村舍丛书》，收录了不少对现实有用的重要典籍，如描述边疆形势的地方志《宁古塔志略》、《吉林外纪》、《吉林志略》、《蛮书》、《卫藏通志》、《黑龙江外纪》等，再如对倡导农业有重要作用的《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袁昶对这些书籍的传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付之梨枣，而是进行了一番整理。比如《齐民要术》，《浙西村舍丛书》中收录的就是以《湖湘》本为底本，《津逮》、《学津》本为校本，并辅以《农桑辑要》、《农书》等整理后的本子，虽然仍有所疏漏，但被后之学者认为是该书较好的清代刻本。正是因为袁昶的这番整理功夫，使得他所收录的这些书籍，在离开了清末的时代背景、离开了编辑者那经世致用的辑录初衷之后，仍然能引起今日学者的较高评价，被认为是晚清丛书中之“尤为重要者”。芜湖原有中江书院，袁昶到任后，以其“规模狭隘，不足矜式多士”，于是增建经义、治事两斋，“分科设目，各章程删繁订要，提纲辨业，冀以勉励诸生为桑麻谷粟平实有用之学，以待他日登仕路备国器使，则区区所厚幸者。”（《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下册，869―870页）事实证明，中江书院确实培养了一批讲求实学的优秀人才，如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自言“余自十七八岁，肄业芜湖中江书院，时袁忠节公昶分巡皖南，为诸生订课程，设有方志一门，他处书院课程均无此门。”光绪二十四年，袁昶奉调补太常寺卿，离开芜湖。史称其“在任五年，一意专注吏事、民事、农桑、学校，捐廉创导，次第兴办，皆有成效……以实心行实政类如此。”（民国《芜湖县志》卷44《名宦志・袁昶传》）1936年，芜湖当地修筑怀爽楼，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写下“经国长才曾照世，成仁短?欲呼天”的诗句以表哀思。（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