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人称中国“宪法之父”，是民社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政治史上的风云人物，曾全力促进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组建联合政府。然而，这位民主战士，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让民社党参
194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年，也是世界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更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的发展走向极致而分化瓦解的一年。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向往民主自由，追求进步与和平，反对专制和独裁，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民主力量。几十年来，自由主义既批判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行径，也曾经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既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主张，赞同共产党的和平道路，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成为处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早在1941年，这些力量，鉴于其人数少、组织分散、力量弱小的现实，打破理念信仰鸿沟，消除派系成见，由“三党三派”（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乡建派以及早在1917年就已经成立的职教社）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在抗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在维护统一、反对内战、调处国共冲突、抵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等方面，确实起到了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作用。这一时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参政时期，代表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以个人身份参政议政走向以联合组党、以党派形式参政的阶段。国民党反共到底的态度不断升级，无视政协会议的决议，强行召开“国大”，民盟明确表示反对，坚决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理想。在这一关键时刻，张君劢动摇了，一面向民盟表示不参加“国大”，一面接受国民党的引诱、劝说，在最后关头提交了代表名单，背叛了民盟。这一举措，加速了第三种力量和自由主义的分化瓦解，成为自由主义命运的转折点。丁三青教授的《张君劢解读――中国史境下的自由主义话语》（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从1946年这一契机切入，全方位而又深入地分析了张君劢的自由主义及其复杂性，并进而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局限及命运。
《张君劢解读》对张君劢及自由主义的命运，在多维的现代化视野下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张君劢激烈批评国民党，曾被国民党下狱致残；他与蒋介石打交道多年，对蒋介石失望至极，按理不该背弃民盟的立场而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就现实的原因看，民社党生态的困窘，国民党的百般拉拢甚至胁迫不只是民社党一党的处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出此下策呢？《张君劢解读》做出了细致而令人信服的深度分析,深化了作者前两本现代化研究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性与近代中国》的基本思路。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命运，后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变革的压力，也将民族危亡推到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张君劢本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向西方借取自由主义。他吸收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倭伊铿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穆勒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承接了儒家特别是王阳明的思想，形成了以自由宪政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理想。这种理想有几个基点：一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价值取向；二是借权力实现民主的思路；三是以宪政为民主之根本观念。从现代化视野来看，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因素，件件都为其背叛民盟埋下了伏笔。国家主义使他相信民主只能借助国家权力来实现，实现的途径只寄托在宪法的制定上。中国社会没有为自由主义确立像西方社会一样的权力基础，张君劢幻想着借国民党的专制权力“实现”宪政民主。早在1925年，他就向贿选总统曹锟提交过宪法，留下了不少话柄。为了宪法和宪政，他隐忍胁迫和屈辱。民族主义让他充满了儒家内圣外王情怀，当年甚至投向了袁世凯。这种自由主义，是没有完全生根于中国土壤的“豆芽菜”，一遇到现实的政治抉择，不免犹豫徘徊，永远脱不了对权力的幻想和依恋。可见，自由主义理念和“宪政情结”，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和充满幻想的宪政理想，让他走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德国留学生活的经历，让他过分迷信权力的作用，也造成了人格分裂与异化，出卖了民主自由的基本立场。一时间，各界齐称他为张“君卖”。丁三青教授的分析，其视角无疑是最前沿的。
《张君劢解读》一书，资料的翔实、立意的高远、分析的深入、观点的新颖、方法的多样，崔之清教授已在《序言》中说得很多了。但是，这本书切入角度和分析视角的独特，同样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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